1993年2-4月，在江苏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发掘了六座汉墓，其中六号墓与二号墓发现了汉简。六号墓出土木牍23枚、竹简133枚；二号墓出土木牍遣策1枚。仅六号墓出土的木牍与竹简，就有文字近四万个。其发掘情况，详见《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发掘简报》，刊《文物》1996年第8期。这批出土简牍，经连云港博物馆整理、缀合、释读并定名为《集簿》简（木牍1号）、《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简（木牍2号）、《长吏迁除簿》简（木牍3-4号）、《东海郡吏员考绩簿》简（木牍5号）、《六甲阴阳书》简（木牍9号）及《神鸟傅（赋）》简（竹简21枚），其释文已刊布于《文物》1996年第8期，题为《尹湾汉墓简牍释文选》。尚有《永始四年武库兵器集簿》简（木牍6号）、《礼钱簿》简（木牍7-8号）、《历谱》简（木牍10-11号）、《遣策》简（木牍12、13、24号）、《谒》简（木牍11-23号，凡10枚）、《元延二年起居记》简（竹简56枚）、《行道吉凶》简（竹简18枚）、《刑德行时》简（竹简11枚）的释文未刊布。由于六号墓出土的木牍上有“永始二年十一月十六日”、“永始四年”及“元延元年三月十六日”等明确纪年，可以确认尹湾汉墓的建造年代为西汉中晚期到王莽时期，因而这批出土简牍就成了研究这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社会生活等等的绝好材料。何况这批出土简牍的完整程度，实为简牍出土史上所罕见，从而更增加了它的史料价值。兹仅就阅读《东海郡属县乡吏员定簿》（以下简称《定簿》）简牍后的感受，试论其史料价值，以求教于方家！
    第一，《定簿》所列东海郡县名，可以印证、补充和纠正《汉书·地理志》关于东海郡的记载：
    《定簿》列举了汉代东海郡的诸县名称，依次为海西、下邳、郯、兰陵、朐、襄贲、戚、费、即丘、厚丘、利成、况其、开阳、缯、司吾、平曲、临沂、曲阳、合乡、承、昌虑、兰旗、容丘、良成、南城、阴平、新阳、东安、平曲侯国、建陵、山乡、武阳、都平、郚乡、建乡、□□、建阳、都阳、伊吾盐官、北蒲盐官、郁州盐官、下邳铁官、朐铁官。共计43个县级建制的机构名称。其中县分大、小，按照汉制万户以上为大县设县令，万户以下为小县设县长的原则，海西、下邳、郯、兰陵、朐、襄贲、戚均设县令一人，尽管令有秩千石与秩六百石的区分，表明这些县均为万户以上的大县。自费县以下至昌虑县以前的诸县，均设县长一人，秩四百石至三百石，表明这些县为万户以下的小县。昌虑以下至都阳，均不设令或长，而设相一人代替令、长，秩四百石至三百石不等，表明这些县属于侯国。分别为大县7、小县13、侯国18、盐官3和铁官2，共计43个县级建制机构。由于朐县与况其为皇后、公主所食地，故曰邑，在同墓出土的《考绩簿》中有朐邑况其邑之名，故20个县亦可作县18、邑2，加上侯国18与盐铁官五，亦为43。以此同《汉书》卷28上《地理志》所载东海郡的情况比照，就不难发现其同与异。《地理志》谓东海郡辖“县三十八”，而盐官、铁官不在其内，《定簿》所列县级机构名称除去盐官3和铁官2，恰为38，可见《定簿》所载县数可以印证《汉书·地理志》所载东海郡的辖县数量。再以《地理志》所载东海郡的县名来说，除《定簿》之“南城”作“南成”、“况其”作“祝其”外，《定簿》多一“海西”和空缺一县名，《地理志》多“于乡”与“海曲”二县名，余悉同。这表明在县名方面，《定簿》与《地理志》绝大部分相同，只有极小的差异。我以为上述极小的差异，都应以《定簿》所载为正，理由如下：以《定簿》之“况其”县与“南城”县二名称来说，在同墓出土的《东海郡吏员考绩簿》中（以下简称《考绩簿》），也同样出现过，而且也分别作“况其”与“南城”，而不作“祝其”与“南成”，如果说《定簿》的书写者有误的话，不可能在《考绩簿》中也同样误抄此二字。因此，我疑如果不是《定簿》的释文有误，就是《汉书·地理志》的“祝其”与“南成”有误，二者必居其一。至于《定簿》之“海西”，在同墓出土的《考绩簿》中也作“海西”，不可能二处均误；且“海西”与“海曲”的“西”字与“曲”字，字型相似，因疑《汉书·地理志》实误“海西”为“海曲”。《定簿》之空缺县名，我想应为《汉书·地理志》中的“于乡”，且《考绩簿》中有“干乡丞吕迁九月十二日输钱都内”之语，“干乡”实为县名，其“干”字字形与“于”极似，无疑此“干乡”亦为“于乡”。如此，则《定簿》空缺的县名恰可补为“于乡”。最后，以《定簿》所载东海郡的三盐官与二铁官来说，《汉书·地理志》中只载下邳、朐二县有铁官，与《定簿》合，而缺载伊吾、北蒲与郁州三盐官，据滕昭宗同志在其《尹湾汉墓简牍概述》一文中（刊《文物》1996年第8期）的考证，郁州本为《水经注》中的“郁洲”，在海中，其盛产盐可以想见，故此三盐官为《地理志》所漏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