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定簿》所载东海郡辖县吏员的类别、名称与秩禄，可以印证、补充《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及《续汉书·百官志》的有关记载：
    《定簿》载东海郡太守府的吏员时，谓郡设“太守一人，秩□二千石；太守丞一人，秩六百石；卒史九人，属五人，书佐九人，门兵佐一人，小府啬夫一人，凡二十七人。”又郡设“都尉一人，秩真二千石；都尉丞一人，秩六百石；卒史二人，属三人，书佐四人，门兵佐一人，凡十二人。”以此同《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及《续汉书·百官志》所载比较，则详略立现。《汉书·百官公卿表序》云：“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有丞，秩皆六百石。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续汉书·百官志》所载大体同此。观《定簿》所载郡设太守、太守丞及都尉、都尉丞的名称、数量与秩禄，均完全一致，可以印证《汉书》及《续汉书》所载不误。但太守、丞及都尉、丞之下的佐吏名称及数量，《汉书》及《续汉书》均不载，而《定簿》有卒史、属、书佐、门兵佐及小府啬夫之设置，且各有定数，明显可补二书之缺。
    又《定簿》载东海郡所辖县之吏员，尽管每县吏员总数因县的大小不同而不同，但类皆有令或长一人、丞一人、尉二人或一人，其秩禄令秩千石至六百石，长秩四百石至三百石不等，丞秩四百石至二百石不等，尉秩四百石、二百石，这些情况同《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载“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秩四百石至二百石，是为长吏。百石以下为斗食、佐史之秩，是为少吏”及《续汉书·百官志》“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等语，除县长秩禄略有差别外，其余悉同，可证《汉书》与《百官志》均不误。然而不同之处也不少：其一，《汉书》及《续汉书》均不载县之县尉有左、右之分，《定簿》载大县类皆设县尉二人，如兰陵县、郯县便是如此；在同墓出土的《东海郡吏员考绩簿》中，谓“兰陵右尉梁攀九月十二日输钱都内”和“郯右尉郑延年九月十三日输钱都内”及“郯左尉孙严九月廿一日送罚戍上谷”，表明郯县二尉中有左、右之分，兰陵县二尉中既有右尉，自然有左尉。可见汉代县尉之设，凡二人者必分左、右尉。其二，《汉书》与《续汉书》均不载县有不设县尉者，而《定簿》中却有不设县尉之县，如合乡、承、新阳、东安、建陵、山乡、武阳、都平、都乡、建乡、建阳、都阳及空缺之于乡诸县，均无县尉之设置。如谓是一时空缺未置，又不可能同时空缺这么多县的县尉不置。其三，《续汉书·百官志》明言关于县尉，“大县二人，小县一人”，而《定簿》所载设县尉二人者虽然大部分为大县，但也有小县设县尉二人者。如临沂县、缯县、开阳县、司吾县、利成县、厚丘县、即丘县与费县等，均设县长而不设县令，知为小县，而这些小县均设县尉二人，与《后汉书》不合。所有这些相异之处，无疑也可补二书之漏载。
    至于《定薄》所载县令、长、丞、尉之下的佐吏名称与数量，更可补《汉书》及《续汉书》之缺漏。关于县令、长、丞、尉之下的佐吏，《汉书·百官公卿表序》只有“百石以下为斗食、佐吏之秩，是为少吏”一句，《续汉书·百官志》则连此句也没有。而《定簿》则载东海郡所属诸县令长之下的吏员甚详，计有“官有秩”、“乡有秩”、“令史”、“狱史”、“官啬夫”、“游徼”、“牢监”、“尉史”、“官佐”、“乡佐”、“亭长”、“邮佐”等名目。尽管按县的大小不同在各类吏员数量上有差异，有的县虽缺少“邮佐”、“官啬夫”及“官有秩”，但大体上各大小县包括侯国在内均有上述诸类佐吏。这无疑可补“百石以下斗食、佐史之秩”的诸少吏名目之漏。
    又《定簿》所载东海郡所属各侯国，除均设有相、丞、尉各一人外，同样有“令史”、“狱史”、“乡啬夫”、“游徼”、“官啬夫”、“牢监”、“亭长”、“尉史”、“官佐”、“乡佐”之设置，更有“侯家丞一人，秩比三百石”，“仆”、“行人”、“大夫”各一人，“先马中庶子十四人”等侯国家臣。而《汉书·百官公卿表序》缺载侯国家臣之名目，《续汉书·百官志》只说：“每国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县。本注曰：主治民，如令、长，不臣也。但纳租于侯，以户数为限。其家臣，置家丞、庶子各一人。本注曰：主侍候，使理家事。列侯旧有行人、洗马、门大夫，凡五官。”以《定簿》核之，知侯国之家臣，除设家丞、行人、门大夫、洗马、庶子五官外，还设“仆”一人；且“洗马”作“先马”，“庶子”作“中庶子”，“先马”与“中庶子”合计为14人。如此，则《续汉书·百官志》关于侯国之家臣误“先马”为“洗马”与“中庶子”为“庶子”，漏载“仆”及先马、中庶子之定员数十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