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定簿》中关于东海郡诸县设置“亭长”数量的记载，亦可证“亭”并非乡以下地方行政机构名称：
    关于汉代的“亭”是否为乡以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问题，一贯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种看法认为汉代的“亭”是郡、县、乡、亭、里的地方行政机构中一级机构，其说始于班固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论的“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另一种看法认为“亭”不是乡以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其说始于应劭《风俗通》所说：“国家制度，大率十里一乡”。后之学者，或主前说，或主后者。自居延汉简与云梦秦简出土之后，似乎为后一种说法增添了砝码，我个人就曾写过《论秦、汉时期的亭--读〈云梦秦简〉札记》一文，首刊中华书局出版之《云梦秦简研究》一书，后收入《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一书，力主后一说法。然而，现在仍不免有人怀疑此说。今尹湾汉墓出土的《定簿》，又为此说增添了新证。
    《定簿》载东海郡海西县有亭长54人、下邳有亭长46人、郯县41人、兰陵县35人、朐邑47人、襄贲县21人、戚县27人、费县43人、即丘县32人、厚丘县36人、利成县32人、况其邑23人、开阳县19人、缯县23人、司吾县12人、平曲县4人、临沂县36人、曲阳县5人、合乡县7人、承县6人、兰旗县12人、昌虑县7人、容丘县11人、良成县7人、南城县18人、阴平县11人、新阳县12人、东安县9人、平曲侯国5人、建陵县6人、山乡县4人、武阳县3人、都平县3人、郚乡县5人、建乡县4人、□□（疑为“于乡”）县2人、建阳县5人、都阳县3人。另外，下邳铁官吏员中有亭长一人，朐铁官及伊吾、北蒲、郁州三盐官处均无亭长之设置。基于上述情况，表明亭和亭长的设置有如下特征：其一，东海郡所属诸县的亭和亭长的设置，是全县统一计算的，足见亭及亭长是直接受县统辖的，而不为乡级机构所统辖。其二，亭及亭长设置的多少，是以县的大小为依据的，故大县往往为数十人，而小县往往为十余人或几人。其三，下邳铁官是主管冶铁业的机构，并不治民，却设亭长一人，可见下邳铁官的亭长是维持治安的官吏。其四，诸县亭与亭长设置的数量，同《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说“十里一亭”和“十亭一乡”之制不合。因为“一里百户”是定制，如此则一亭当有千户，一乡当有万户。而秦、汉之制均为万户以上设县，且为大县，决不可能有万户之乡；如果一亭有千户，以海西县来说，有54个亭长，则其户必在5万以上，以每户五口计算，仅海西一县就有口25万之多，而同墓出土的东海郡《集簿》载全东海郡只有139万多人口数量不合。因此，“十里一亭”与“十亭一乡”之说是根本站不住的。其五，再以一些小县来说，全县仅有十余个亭或两个亭不等，按此“十亭一乡”的原则去建乡，试问将如何进行！难道有无乡之县吗？因此，综观“亭”的上述特征，表明它不可能是乡以下的一级地方行政机构。而应是全县性的维持社会治安和兼顾邮传的机构。
    第五，《定簿》关于东海郡县级吏员中有“官有秩”一官名的记载，可补汉代史籍之缺！
    关于“有秩”一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有“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的说法，《续汉书·百官志》有“乡置有秩、三老、游徼”。本注曰：“有秩，郡所置，秩百石，掌一乡人；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等记载，二者都提到乡设“有秩”一官；《汉书·张敞传》有“敞本以乡有秩补太守卒史”之语。由此可见，史籍中提到的“有秩”，本来均为“乡有秩”，并无“官有秩”之官名。但是，在《定簿》中却第一次见到了“官有秩”之名。《定簿》谓海西县的吏员中有“官有秩一人，乡有秩四人”；下邳县吏员中，有“官有秩二人，乡有秩四人”；襄贲县吏员中，有“官有秩一人，乡有秩二人”；兰陵县吏员中，有“官有秩一人”；而且所有这些设置“官有秩”与“乡有秩”的县，往往“官啬夫”与“乡啬夫”同时并设。这些情况表明：“官有秩”与“乡有秩”是不同的两个官名，“官有秩”与“乡有秩”同“官啬夫”与“乡啬夫”也不相同，否则不会同时并设。因此，《定簿》关于“官有秩”一官的记载，可补《汉书》及《续汉书》之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