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定簿》所载东海郡诸属县吏员中的“官啬夫”一官，可补汉代史籍之缺漏：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序》所云“县令长”下之吏员名称，只有“乡啬夫”一官，其职掌为“听讼、收赋税”；县级无“啬夫”之设置。《续汉书·百官志》亦云：“乡有秩、三老、游徼……”其乡小者，县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意即小乡只设乡啬夫一人，而不设其他。可见县也无“啬夫”一官。散见于汉代其他史籍及《居延汉简》中的“啬夫”，也仅见“虎圈啬夫”（见《汉书·张释之传》）、“市啬夫”（见《汉书·何武传》）、“厩啬夫”（见《汉书·田广明传》）、“暴室啬夫”（见《汉书·外戚传上·孝宣许皇后传》）、“候门啬夫”（见《居延汉简释文》卷1）、“传食啬夫”（同上卷3）、“关啬夫”（见《居延汉简》甲乙编10、6）、“库啬夫”（同前90、41）等名目，却不见有“官啬夫”的名称。另外，散见于汉代的灯铭及其他器物铭文中的“啬夫”一名，也不能断定是否为“官啬夫”之省称。可是，在云梦出土的秦简中，却屡见“官啬夫”之名，而且可以判断秦之“官啬夫”为各类专业啬夫如“苑啬夫”、“库啬夫”、“仓啬夫”、“皂啬夫”、“田啬夫”、“厩啬夫”、“司空啬夫”、“发弩啬夫”、“采秩啬夫”等之总称，详见拙著《云梦秦简初探（增订本）》中的《论〈秦律〉中的“啬夫”一官》一文。秦的这种以“官啬夫”主管各类生产部门和国有经济部门的制度，在汉代史籍中却无系统反映，特别是汉代现存史籍中无“官啬夫”的名称令人注目。因此，就引发了不少疑问，或以为汉代已无秦的“官啬夫”制度，或认为由于汉代国有经济比重的下降而使秦的啬夫一官失去了作用。今观《定簿》所载东海郡属县吏员的设置情况，可知“官啬夫”制度在汉代并未绝迹；“啬夫”一官在汉代仍有其重要性。
    《定簿》在统计东海郡郡太守府的吏员设置时，明确提到东海郡郡级吏员二十七中，有“小府啬夫”一官，数量为一人；在提到东海郡所属诸县吏员设置时，大县均有“官啬夫”之设置，如海西县的107名吏员中有“官啬夫三人，乡啬夫十人”；下邳县的107名吏员中有“官啬夫三人，乡啬夫十二人”；郯县的95名吏员中，有“官啬夫三人，乡啬夫六人”；兰陵、朐邑各有“官啬夫4人”；襄贲、戚县各有“官啬夫三人”；即使是小县，也有官啬夫二人或一人，如费县、即丘、厚丘、利成、况其、开阳、缯县、司吾、平曲等也各设“官啬夫二人”，昌虑、兰旗、良成、阴平也设“官啬夫”二人或一人；伊吾、北蒲和郁州三盐官及下邳、朐二铁官，也各设官啬夫，少者一人，多者五人；不设官啬夫的县只有临沂、曲阳、合乡、承、容丘、南城、新阳、东安、建陵、山乡、武阳、都平、郚乡、建乡、建阳、都阳等，而且大部分为侯国。从上述情况看，汉代东海郡所属县“官啬夫”的设置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具有普遍性，东海郡的43个县级建制机构中，有18县、2邑与5个盐、铁官处设置了“官啬夫”；二是官啬夫与乡啬夫并设，表明“官啬夫”决非“乡啬夫”之异名；三是5个盐、铁官处均有“官啬夫”，而且下邳铁官处多达5人，朐铁官处全部吏员只有5人而“官啬夫”占1人，这表明东海郡的“官啬夫”仍为主管煮盐、冶铁业等国有经济部门的官吏。东海郡如此，其他郡想也不会例外。以此言之，则汉代均应有郡级“小府啬夫”及县级“官啬夫”之设置，这同秦代普遍设置“官啬夫”以主管国有经济部门之制如出一辙，这是汉承秦制的又一反映，可补汉代史籍的严重缺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