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事实表明英国对华政策的两面性：既想保持与发展同新中国传统的贸易关系，又想取悦于美国，维护与巩固美英的“特殊关系”；既想与新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又与台湾国民党政府背地里勾勾搭搭，进行事实上的官方联系。这实际上就是拒绝在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致使中英关系无法进一步发展。1950年5月22日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关于中英建立外交关系谈判经过的谈话，向世界人民揭露了英国政府对中英建交谈判所持态度的真相，要求英国政府对这些言行不符的问题，进一步加以澄清。[10]
        当然，英国主动承认新中国及其后的中英建交谈判在某些方面给两国关系带来了一些积极影响，中英关系的前景是较为乐观的，双方都为发展彼此关系做出了努力。但由于英国把维护它与美国的“特殊关系”作为其对外战略的基石，发展对华关系以不损害英美关系为限，在对台政策上追随美国摇摆不定，甚至从原有立场上后退，使已有良好开端的中英关系蒙受损害。朝鲜战争的爆发又使这一关系雪上加霜，中英关系由对话转为对抗。英国紧随美国，参加发动了侵朝战争，采取了一系列敌对行动。在台湾问题上，英国反对中国人民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并主张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在缔结对日和约问题上，英美一道将中国排除在外；在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同美国一道投票赞成联合国搁置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毛泽东在1952年5月10日与尼赫鲁夫人的一次谈话中说：他本人很关心中英之间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一事，但不幸的是，英国对华政策使之成为不可能。他批评了英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不定。[11]由于英国强硬的对华敌视政策，中英两国建交谈判无法继续下去，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谈判被无限期搁浅下来。
        三、求同存异--互派代办
        朝鲜战争的爆发一度中断了中英谈判，但中英两国的外交联系并未因此而中断。留在北京的英国外交人员仍受到公正待遇，享有外交特权。在武力威胁与经济封锁等遏制政策无法奏效情况下，英国又试图重新启动早已搁浅的建交谈判。1953年中国开始制定并实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领导全国人民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而中英贸易和英国公司的地位，由于英国政府根据美国要求实行对华禁运而被破坏。同中国市场最有密切关系的英国实业界机关报香港“远东经济评论”在论及英国在华公司关闭时写到：“中国无论发生任何变化，但总有一个稳定的因素：‘中国必须做生易’。”同时该文还指出：“当朝鲜荒谬的战争结束和中国可以自由的致力于恢复经济时，它实际上将需要一切，而英国商人在满足中国的需要方面要起自己的作用。”[12]英国实业界人士估计到新的迅速发展的中国比旧的、处于附属地位的半殖民地中国具有无可比拟的巨大前途。从经济上封锁中国，在英国是极端不孚众望的，而且引起各界包括政府人士的抗议。因此，朝鲜战争结束后，英国不得不重新审视对华政策，表现出友好姿态。而此时的新中国，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已彻底取消，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日益巩固，到日内瓦会议召开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可以使它在对帝国主义国家政策方面采取更灵活的立场。1954年4月26日讨论朝鲜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召开，日内瓦会议给中英两国高层领导人提供了就双边关系进行直接交换的机会。
        日内瓦会议间，中英两国外长频繁接触，艾登外长希望中国向英国派驻相应的人员来伦敦。周恩来严肃批评英国在联合国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但考虑到英国在印支问题上采取了不同于美国的立场，便当即表示愿派相应的人员去伦敦。周恩来指示负责对外贸易问题的雷任民多找关系与同在日内瓦的咸尔逊和英国贸易界人士接触，争取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美国控制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打开英国市场。杜维廉作为英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日内瓦会议，他也感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英国政策突然松动了。杜维廉回忆说：“我同外交部西欧司司长宦乡和中国外贸部副部长雷任民举行了正式会谈……英国在华侨民遇到的许多麻烦现在获得了解决。出境许可证发放了，就连英国在华公司遭到关闭问题进行的谈判也取得了进展。”[13]由于两国领导人能够搁置争议寻求共同利益点，两国关系有了转机。6月11日，英国政府批准向中国出售数千种非战略物资。6月16日，周恩来和艾登举行会谈，6月17日，中英两国正式公布联合公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据此，杜维廉于7月8日向周恩来呈送了由艾登外交大臣签署的委任书。中国政府亦于9月2日任命宦乡为驻英代办。这样，几经曲折中英终于建立起代办级外交关系。英国朝野一致热烈欢迎中英关系的改善，把它视为日内瓦会议的一项积极成果。1954年8月，周恩来在外交政策报告中指出：中英关系这种改进将有助于我国和西方国家建立正常关系的可能性的增长。日内瓦会议后，中英联系更加密切，交往更加频繁。中英关系的改善促进了中英经贸关系的发展。从50年代到60年代，在西方禁运的条件下，中英两国贸易额却增加了十几倍，至1969年已占中国对外进出口总额10%多，其中中国对英国的进口额占中国进口总额的16%。[14]英国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欧洲最大贸易伙伴。
        四、历史的思考与启示
        从1950年英国的外交承认及其后的建交谈判至1954年中英代办级“半建交”关系的正式建立，整个过程经历了曲折的五个年头。这种新型的外交关系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诞生的。这段时期，中英关系的特点是既冲突又协调。由于中英两国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截然不同，相互之间缺乏了解且心存疑忌，在这种状况下，双方关系难以迅速发展。同时，国际环境等外部因素对两国关系也不利。在当时的冷战格局中，中英分属两大尖锐对立的不同阵营，英国竭力维护“美英特殊关系”，新中国则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这样分歧与对抗在所难免，特别是在对台问题上尤为突出。但另一方面，中英两国也存在共同的利益，两国都要发展经济，都要有和平的建设环境。朝鲜战争结束后，中英两国在对外政策方面都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姿态，从而很容易找到利益的共同点--这就是发展中英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并由此推动两国政治外交方面的改善与发展。因此，中英‘半建交”关系是中英之间利益冲突与协调这一矛盾体的产物。中英之间的矛盾与分歧决定两国当时还不具备建立大使级全面外交关系的条件；中英共同的利益又迫使双方协调矛盾，这种仅次于大使级外交关系的代办级“半建交”关系便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