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英代办级“半建交”关系体现了新中国外交严肃的原则性和灵活性，集中显示了新中国领导人卓越的政治智慧与才干，不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新时期的外交工作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首先，这种“半建交”关系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处理国家关系严肃的原则性。周恩来在论述我国建国初期外交方针时曾指出：“为了表示外交上的严肃性，我们提出建交要经过谈判的手续。我们要看看人家是不是真正在平等、互利和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15]建交谈判是新中国领导人的独创，用这种方式可以起到维护国家主权的作用。建国初，英国在台湾问题上一直持骑墙态度，建交谈判是不可避免的。只要英国不彻底改变其对台立场，断绝与台一切官方联系，全面外交关系的建立是不可能的，这一点中方立场是一贯的坚定不移的。其次，这一外交关系又体现了我国外交政策的灵活性。尽管英国在对台立场上态度一直不明朗，但英国政府确有改善对华关系的愿望，并且在对华政策上与美国有严重分歧。面对这种情况，新中国领导人思忖再三，朝鲜战争结束后，在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策方面不再坚持整齐划一的思维方式，而是采取了利用矛盾，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方针。为了充分利用美英矛盾，继续做好对英工作，扩大我国在国际事物方面的影响，中国政府决定同英国互派代办。新中国领导人能够高瞻远瞩，总揽全局，体现了其建立国际统一战线的战略思想。其目的在于从维护国家利益出发，着眼于主要矛盾，以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同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16]最后，这一外交关系的建立体现了“求同而不求异”的重要外交思想。世界上不同制度的国家是可以和平共处的，“我们和英国是有不同的，我们的态度就是求同而不求异的。当然，不同的地方，双方都不能去掉，不能要求双方改变立场和放弃立场，那是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17]中英两国领导人正是抓住政治上要和平，经济上要贸易这两点，从而扩大共识，减少分歧，逐步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
        总之，中英这段建交历史昭示我们：台湾问题是我国处理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任何在台湾问题上采取模糊态度的行为，都会阻碍两国关系全面健康的发展。同时，这段历史也启示我们：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只要本着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的精神，就能够完全摆脱历史宿怨，逐步建立起崭新的国家关系。
        【参考文献】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Z].第一集，第4页，第5页，世界知识出版社。
        [3]《人民日报》[N].1950年1月10日。
        [4]吴承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投资》[M].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52页。
        [5][8]E.卢亚德。《英国与中国》（Britain and China）[M].伦敦，1962年版。
        [6][7]《英国外交文件集》[Z].371/75827 F18907,371/83286Fc1022/255.
        [9][10]谢益显。《中国外交史》（1949-1979）[M].河南人民出版社，第32页、33页。
        [11]李世安。《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英关系》[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
        [12]《远东经济评论》（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N].1952年6月5日。
        [13]杜维康。《同共产党人生活在一起》[M].波士顿：甘比特，1971年版，第82页。
        [14]《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年鉴1985》[Z].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1985年版，第888页。
        [15][17]《周恩来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第49页、81页。
        [16]A.多克·巴尼特。《中国和东亚六国》。华盛顿：图书研究院，1977年，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