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后方经济的领导体制：中央经济与地方经济
    抗战前夕，我国西南地区基本上是由西南军阀控制。四川有刘湘、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云南有龙云、卢汉；贵州有周西成、王家烈；广西有李宗仁和白崇禧。地方军阀虽在名义上服从中央政府，但实际上却各自为政，在地方财政上不容中央染指。加上地处边陲，地形险要，交通闭塞，中央政府也是鞭长莫及。军事割据造成经济分割，各军阀在自己的辖区内虽然也开展了一些经济建设活动，但他们毕竟是靠军事起家，以扩大地盘、扩充实力为目标，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上难以有所作为。尤其是四川的防区时期，政局混乱，市场分割，关卡林立，滥征赋税，货币不统一，金融市场也不稳定，地方财政更是由于扩军备战陷于困境。
    1935年四川结束军阀防区制，统一川政后，省政府主席刘湘曾表示：“于建设则改良土货，发展交通，务期因民所利，费简效宏。”这可以看做地方政府准备实施有组织的经济建设之始。但由于地方财力有限，资金困难，如四川1936年发行的“四川建设及换偿旧债公债”3000万元，基本上是用来换偿旧债，因而无力承担组织地方经济建设的重任。由于战争影响，地方工商业资金也严重不足。川省如此，西南其他省区也莫不如此。因而抗战以前，西南地方经济基本上处在放任自流的自发状态，这与现代政府参与组织和管理的现代地方经济形成鲜明对比。
    随着中央政府政治军事势力向西南的渗透，中央对西南地方经济也逐步采取干预措施，主要表现在对四川金融财政的干预和管理。
    从1935年开始，中央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控制和统一四川财政，稳定四川金融。（1）1935年中央政府批准四川发行公债7000 万元（国币）和金融库券3000万元，用以解决四川财政困难和整理四川金融。但7000万元的公债中，以3000万元提交行营，作为善后之用，以4000万元留川，作为还债和建设之用，地方实得57%，几乎被提走一半 [ 1] （P85）。（2）成立四川省财政整理和监理机构，统筹管理财政，改革税制，统一田赋，并监督施行。严格实行统一的财政税收制度，并施行联合预算，成立国有联合金库，将地方税收划分为国税和省税两部分，暂时采用混合预算制度，即川省国税及省税，均作为省预算收入，并指定中央银行重庆分行为联合金库，所有国省两税收入悉数解存银行，以备支拨[1]（P83-84）。在四川设立中央银行分行，发行国币，收缴地钞，统一货币，稳定金融。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使地方经济逐步走上正轨，另一方面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经济的控制与管理，初步建立起中央与地方两级经济管理体制。但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明争暗斗，显然政治考虑多于经济目的，中央在地方经济中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全面抗战后，随着中央政府迁入重庆，西南地区开始转变为战时后方，地方和中央的经济关系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形成中央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战时后方经济体制。
    中央政府经济管理机构在迁入西南之前，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最高经济决策机构，加强了军事委员会的经济行政职能；改组实业部为经济部，形成比较集中、领导一元化的新体制。进一步扩大资源委员会；建立贸易委员会，统一对外贸易事权；改组交通部，扩大其职能。这次调整是抗战全面展开后对中央经济行政机构所进行的全面、系统、最具战略意义的大调整。调整后，中央经济行政机构大大精简，编制从战前的3684人，减至1567人，精简率达58%[2] （P528）。经济行政职能完全从军事机构中划分出来，统归行政院系统。中央政府迁入重庆后，战时经济机构继续调整。随着统制经济的全面实施，为统一决策和集中管理，并对战时经济进行调节管制，1940年在行政院内设立“经济会议”，负责审定战时一切经济设施，从而加强了战时经济事权的统一。
    这些机构的调整，总的来说是强化经济行政管理机关的效能，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实施当时所谓的“计划经济”，这为战时后方中央经济的主导地位提供了组织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