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经济的最大特点是为战争目标服务。这是压倒一切的经济目标，所以战时后方经济也是围绕这一目标而运作的。
    从工业内迁开始，政府动员和内迁的工矿企业都是与国防和国计民生有关的。内迁的国营厂矿，除了少数钢铁、机械、电器等重工业工厂外，大部分是兵工厂和与兵器工业相配套的工厂。与普通国营工业、民营工业的内迁相比，兵器工业的迁移相对来说是比较彻底和完整的。据1941年的统计，普通工业内迁厂矿有448家， 约占战前全国工矿企业数的11.3%，而兵器工业几乎所有的工厂及其附属单位都进行了迁移，仅内迁四川、云南、贵州的兵工企业就有19家[10]。就迁运的设备、材料的数量而论，普通工业内迁的448家厂矿共迁运了12080吨，而属兵工系统的钢迁会一家就迁运设备器材达37252吨之多[11]， 显示出明显的军事工业优先的特点。
    战时后方的生产能力大部分也是直接或间接为军事工业服务，不仅军工企业生产军火，一些民用工业也一度直接投入军火生产。机械工业在1939年以前大都以生产军火为主。据统计，后方民营工厂“每月可制造手榴弹30万枚，迫击炮弹7万枚，各式炮弹、炸弹引信7万枚，飞机炸弹6000余枚，机枪零件千余套，大小圆锹30万把，大小十字镐20余万把，地雷引信千余个，军用钮扣500万个，以及陆军测量仪器、 军用炮表、子弹机等项”[12]。
    由此可见，战时军火产量巨大，而间接为军需服务的产品更是不计其数。由于军需品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战争消耗实际上是整个经济实力的消耗。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资源投入军需品的生产，自然会削弱整个后方的经济能力，使后方经济难以持久。战时后方生产能力扩大和工业兴起的同时，整个经济实力却在不断下降，抗战后期后方严重的通货膨胀正是这一状况的表现，这时除了军事工业外，其他民用工业的衰退是必然的趋势。
    战时经济的另一特点就是它的暂时性，是平时经济之间的过渡形态，必然要由战时走向平时。所谓战时后方经济的衰落，实际上正是从战时经济回归平时经济的客观过程。
    战时后方经济的衰落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1943年萧条已很严重，据1943年岁末对工业最发达的重庆一带的统计，重庆市区324家大小机器厂，停工的有75家；18家铁厂有14家停炉，4家钢厂1家已停，其余3家勉强维持[13]。其他省区的厂矿也是一片倒闭之声，如昆明原有织厂30余家，到1943年已倒闭20家。盛极一时的个旧锡业，矿厂也由1938年的5000家减至1943年的673家，矿工由10 万减至2000余人[14]。
    导致这一萧条的具体原因有多方面，但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战时经济尽管有其特殊性，但最终要受制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条件和规律，即西南地方平时经济的基础和发展条件。在内迁大潮平息和西南国际交通线被切断后，西南地方经济发展的局限性也在战时后方经济中反映出来。比如资金不足，原材料缺乏，产品滞销，技工缺乏和不稳定等。这些不利因素造成战前西南经济的落后，在战时后方经济发展的强劲势头过去后，也必然导致后方经济的衰落。从而使战时后方经济向战前西南平时经济靠近了一步。
    抗战胜利后，为了避开交通运输的困难，寻找更为广阔的市场，许多内迁工厂纷纷迁返原地或另择地址复员。 以重庆为例， 抗战胜利至1946年5月，在其367家工厂中，只有11家就地改组，5家增资，而有3家迁移，349家歇业，歇业者占总数的95%，其中相当数量是在歇业后， 由原主携带生产经营骨干和资金，回到沿江沿海地区，分别恢复生产[2]（P750～751）。内迁工厂之东返，以1945年冬和1946 年为甚。 至1947年已近尾声，此时有影响的内迁企业，多已东归他去。
    内迁和复员是由平时经济到战时经济再到平时经济的两个环节，不能简单看成是后方经济的衰败。内迁企业之所以要返回沿海，是因为当时西南还不具备成为近代经济发达地区的条件，甚至在这以后的很长时间内也是如此。这也说明近代化是不能依靠移植来实现的。战时经济给西南带来了一些新的因素，有积极意义，但战时与平时交替造成的大起大落，给西南的人力、物力和资源造成严重浪费，留下产业结构调整，平时经济恢复等沉重的负担，这也是后方人民对抗战作出巨大牺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