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从形式上看，战时后方是以中央、省和市县三级组成中央与地方经济管理系统。但由于一切围绕战时经济这一总目标，加上中央和地方对西南地方控制权的明争暗斗，使中央与地方经济之间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形成以中央经济占绝对优势的战时经济体制。省级权力有所削弱，县级权力则有所加强。
    战时后方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非常特殊，这一关系是在战争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在战时体制下运行操作，并以内迁的中央政权为强大后盾，以集中统一领导为特点。处在这种状况下的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带有明显的中央经济地方化和地方经济中央化的特征。
    一方面，由于大片国土沦陷，中央政府实际控制地区有限，它在很大程度上取代地方政府实施经济管理权，并将中央的财力、物力集中于一地。由于经济运行的区域狭小，条件有限，因而导致经济逐步萎缩，最终受制于地方经济的局限。另一方面，由于中央政府内迁西南，改变了这一地区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缘状况，成为战时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战时在后方进行的经济活动都是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进行的，中央政府的主要经济目标并非开发西南，加强地方经济建设，而是供给全国抗战的需要，因而把整个地方纳入战时轨道，促成地方经济中央化。
    在这一经济体制下，过分强化了中央政府的经济管理功能。由于中央与地方实力派历史上的矛盾和抗战期间的明争暗斗，中央政府自然不会放弃对自己直辖之下的这一小块地盘的控制，因而不是放手发挥地方经济管理的积极性和作用，而是尽量压抑，或取而代之。加上战时集中统一的客观需要，造成地方经济管理机构的残缺，管理能力有限，并养成对中央经济的依赖。这样，到抗战结束，随着中央经济行政管理机构复员东归，在西南地方经济恢复时，形成经济管理上的真空状态，加剧了经济混乱和战后西南地方经济的危机，并使战时经济向平时经济的过渡更加步履维艰。
    二、战时后方经济的兴衰：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
    战时经济的第一个特点是通过战争动员而组织起来的应急经济。这种战争动员，一方面是动用国家权力，带有强制性；一方面也是出于民众的爱国热情，带有自觉性。因而在抗战初期，组织了一场十分壮观的战略大迁徙，并很快在后方形成新的工业基础。组织了一切生产力量投入生产，加上战争消费的刺激，这种生产急剧膨胀，呈现经济兴旺的景象。这一现象以工业的表现最为突出。
    所谓战时后方工业的兴起是与战前西南工业比较而言的。1943年后方各省已有符合登记条件的工业企业4524家，资本额26.37亿元， 工人数273336人，与战前相比，工厂数增加了18倍，工人数增加了82倍，资本增加164倍[7]。以重庆机器业及工业发展情况为例，战前只有10余家机器厂，而且都以修理为主；到1939年增至84家，1940年更达133家。战前重庆只有大小工厂39家，到1944年底增至1518家[8]。
    就纺织业而论，战前四川还没有一枚纱锭，纺织厂内迁后，仅9 家大中型棉织厂就内迁纱锭159200枚，织机800台[9]。在后方纱锭设备能力中，有26万枚是内迁工厂迁来的，其中65%设在四川。由于战时与战前反差太大，给人的印象就是战时后方工业的大发展，甚至有人将其视为西南工业的大发展。
    这种比较和由此得出的战时后方经济兴起的印象有几点偏差：（1）由于战前西南近代经济成分稀少，战时经济的许多部门基本上是在填补空白，因而无从比较；（2 ）如果考虑到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的差异，则战时后方经济与战前西南地方经济没有可比性。因为战时经济与平时经济是两类不同形态的经济，其外在条件、经济目标和经济运行规律等都不相同，不能作简单的类比；（3）所谓战时后方经济的兴起， 更确切地说是战时后方经济的形成和发展，因为战时后方经济很大程度上是战前已经形成的生产能力在空间上的转移，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而形成。战时后方经济作为一种过渡形态，既无过去，也无未来，无所谓兴起。而战时后方经济由于不是战前西南地方经济的发展和延续，因而更不能说是战时西南地区经济的兴起或发展，只有过渡到平时经济时才能看出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