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太少龃龉，朋友反目
        章炳麟是刘师培最亲密的朋友和同志。他们都娴熟于传统文化，都崇奉古文经学，擅长于训诂考证。1903年，刘师培到上海，与章炳麟一见如故，在章炳麟的影响下，随即投身革命。他们一起发扬传统文化的民主性精华，糅合近代西方学说，鼓吹民族民主革命。共同的学术门径和政治立场，使他们成为了亲密无间的朋友和同志。《苏报》案起，章炳麟被捕入狱，两人依然书信往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05年国粹学派兴起，他们一起成为这个派别的主将，为这个派别的理论建树和学术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1906年章炳麟出狱，东渡日本担任《民报》主编，稍后不久又接受了无政府主义。“子漱东流，我迎日出，相距一苇，竞无遇期，方之前哲，又益悲矣。”[16]一海之隔的章炳麟，无时不在怀念刘师培。1907年初，刘师培遭清政府通缉，避难日本，章炳麟兴奋不已，当即将刘师培转至《民报》社，与自己同住。在章炳麟等人的影响下，刘师培也很快转向无政府主义，并于6月组织了无政府主义团体“社会主义讲习会”，创办《天义》报，鼓吹无政府主义，章炳麟则成为讲习会派最重要的成员。刘师培搬出《民报》社，章炳麟也搬出《民报》社，应邀与刘师培同住。
        1907年夏，同盟会内部纷争不断，作为纷争一方领袖的章炳麟因此而消沉，萌发了寻求清吏资助赴印度出家的念头。同年冬，刘师培与他的妻子何震相继回国，受章炳麟委托前往两江总督端方处寻求资助。端方不愿轻易将资助款项交付章炳麟，章炳麟也不会轻易出家研佛，交涉无果而终。一位声名显赫的革命党人，转而意志消沉，意欲脱离革命，甚而暗中与清室大吏作肮脏交易，不能不在革命队伍中产生极为恶劣的影响。刘师培是这场交易的亲历者和目击人。知交、兄长、楷模的所作所为，在他的心灵深处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与刺激。革命理想何在？革命气节何在？这一切，仿佛在一夜之间都坍塌了。本来就多变而无定见的刘师培，无疑又平添了无尽的迷惘。
        剃度出家不成，章炳麟照旧在东京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08年4月，章炳麟无意中发现刘师培的妻子何震与其姻亲汪公权私通，便悄悄告诉了刘师培。封建时代，人们极为看重门风名节，更何况刘师培这种书香门第。刘师培的母亲出身经史之家，谙熟《诗》、《书》。章炳麟的话一出，老太太“非但不听，反大骂章造谣，离间人家骨肉”。汪公权、何震更是“恨之切齿，尤其是汪……汪公权满脸凶气，眼睛都是红丝，嚷道：‘我们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17]刘师培虽然相信老朋友不会乱说，但也只能跟着骂。章炳麟成了刘师培全家的仇人，无法再住刘家，只得搬回《民报》社。6月，他在《民报》第21号发表《排满平议》一文，明确表示无政府主义“与中国现状不相应，是亦无当”，与无政府主义决裂，不再参加讲习会派的活动。
        矛盾进而牵延苏曼殊。苏曼殊系僧人，与刘师培同龄，通英、日、梵文，长于文艺、绘画，1902年投身革命，以笔、画为武器，鼓吹革命。刘师培1903年在上海与苏曼殊结识，自此成为莫逆之交。《苏报》案发生以后，他们一起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战斗，共同为被称为“《苏报》第二”的《国民日日报》撰稿。1905年，刘师培为避清方追捕，碾转台湾、浙江嘉兴，到了安徽芜湖，在安徽公学及皖江中学任教。他组织暗杀团体黄氏学校，参加岳王会，在课堂上公开鼓吹革命。次年夏天，苏曼殊应刘师培邀请，也到芜湖任教。在这里任教的还有陈独秀、章士钊、陶成章、柏文蔚、张通典、谢无量、周震麟、江彤侯、俞子夷等革命党人和知名人士，芜湖一时成为了“中江流域革命运动的中心”[18]（p378-379）。国粹主义运动兴起，刘师培受命筹办国粹学堂，即计划聘请苏曼殊为教员，后因经费无着而未成。1907年初，刘师培为避难赴日本，同行的除妻子何震、何震表弟汪公权外，就是苏曼殊。到东京以后，他们一起应章炳麟邀请住《民报》社。刘师培自立无政府主义山头，另行租屋，即邀苏曼殊、章炳麟一起居住，形影不离，情同手足。苏曼殊画艺精湛，何震拜其为师，自称女弟子，并为苏曼殊编辑画集。不过，苏曼殊生性放荡不羁，又患有精神抑郁症。一天深夜，他病症加重，赤身裸体，闯入刘师培夫妇卧室，高声叫骂。刘师培全家与章炳麟发生冲突，他从中调解；何震、刘师培夫妇受章炳麟委托与端方洽谈一事，他也知道一些，告诉了当时也在日本的陈独秀。他因此得罪了刘师培全家。“太少又有龃龉之事，而少公全家迁怒于余。余现已迁出，飘泊无以为计”[19]（p208）。“太”指章炳麟，因其字太炎；“少”即刘师培，因其避难浙江、安徽时化名金少甫。与孙中山分手、远离同盟会之后，他最亲密的朋友章炳麟、苏曼殊又离他而去了。
        五妻子叛变，百般挟持
        1903年秋，刘师培奉母命成婚。夫人何震，自幼诵《诗》诗《书》，颇有姿色。婚后，夫妻双双赴上海，刘师培为《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撰稿，何震入爱国女校就读。爱国女校成立于1902年，发起人为蔡元培、蒋智由、黄宗仰、陈范、林獬、吴葆初等，不是革命党人就是进步开明人士。学校提倡女权，宣传革命，何震自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07年初，她随刘师培到了日本。6月，与陆恢汉、徐亚尊、张旭、周大鸿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女子复权会，唐群英、方君英、何香凝、高旭等革命党人则是这个团体的赞成人。又创办《天义》报作为机关刊物，自任编辑兼发行人。刘师培转向无政府主义，组织“社会主义讲习会”，《天义》报实际上成为讲习会派的机关报。夫妻二人或共同署名、或单独署名，连篇累牍，发表文章，激烈鼓吹无政府主义，“女子革命”，成为当时中国人中的无政府主义风云人物，被朋友们盛誉为“慷慨苏菲亚，艰难布鲁东”[20]（p2）。冬，受章炳麟委托，在刘师培之先回国，并亲赴南京与端方洽谈赴印度出家事，未成，返回日本。“刘是一学者，终日埋头著作，又有肺病。”何震“既好名，而又多欲。她一面利用刘能写文章，替她出名办了一种月刊，并带无政府色彩；一面又对刘不满足，行为放荡。汪（公权）趁此勾引，与何发生了关系”[21]（p25-30）。事为章炳麟知悉，告诉了刘师培，终于导致了刘师培与章炳麟的翻脸。何震对章炳麟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委托刘师培夫妇与端方洽谈期间，章炳麟给刘师培夫妇写过5封信。何震抓住章炳麟与端方暗中交往这事，大做文章，将章炳麟的5封信拍成照片加注，寄上海《神州日报》。又寄巴黎《新世纪》社吴敬恒，利用吴敬恒与章炳麟在《苏报》案中积下的宿怨，挑动吴敬恒刊载。《苏报》案中，吴敬恒事先得到清政府勾结租界当局准备捕人的消息，自行走避，未告知其他同志。章炳麟因此而误以为诸人被捕出于吴敬恒告密，吴敬恒则坚决予以否认。纠纷直到30年代仍未平息。事实上，吴敬恒并未告密。接到何震的书信以后，吴敬恒当时没有刊载，而是致函刘师培夫妇调解。1909年，章炳麟与孙中山冲突再起，吴敬恒才在《新世纪》予以公布。1908年5月28日，《神州日报》刊出一侧《炳麟启事》，称“立宪革命，两难成就。遗弃世事，不樱尘网，固夙志所存也……嗣后闭门扫却，不日即延高僧剃度，超出凡尘”。章炳麟此时自然已不会发表这样的声明。6月10日，他在《民报》第21号刊登《特别广告》，声明所谓《炳麟启事》系他人“冒名告白”。作伪者是谁，他心里自然明白，只是由于自己有把柄给别人捏着，不便明言，只好称“尚待调查”。就在同一期《民报》上，他发表了《排满平议》一文，公开表明与无政府主义决裂，退出讲习会派。何震的所作所为，终于使刘师培与章炳麟的友情彻底破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