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投入立宪活动的主观原因
    袁世凯在投入立宪前后，已呈现出了早期官僚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带有了早期官僚资产阶级的一些色彩。在此首先从经济上来观察袁世凯所显现的资产阶级倾向。
    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为了挽救统治危机，进行了各方面的改革，史称“清末新政”。新政以张之洞、刘坤一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蓝本，旨在“兴学育才”、“兼采西法”。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也极力推行新政措施。在经济上袁世凯大力经营近代企业。1902年1月，袁世凯被派为接收关内外铁路督办，8月又担任了督办津镇铁路大臣。利用职务之便，他荐举唐绍仪兼督办京汉、沪宁铁路大臣。后来唐又将梁士诒引入袁幕，前后担任唐的铁路总文案，京汉、沪宁、正太、汴洛、道清五路提调、铁路总局局长之职。1907年，又经手创办交通银行，把轮、路、电、邮四政从金融上控制起来，扩充了袁的经济实力。后来，袁又借口夺取了曾为盛宣怀经营的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并规定将官利二成，报效北洋。1904年袁世凯在收回张翼出卖给英商的开平煤矿未获成功后，接受周学熙的建议，并派其开办了滦州煤矿公司，滦矿基本具备了官僚资本的特征。滦矿开工后，规模逐渐扩大，成为了直隶地区的重要新式工矿企业。
    直隶工艺局的创办，是袁世凯在“新政”中，从事近代实业的另一重要内容。1903年3月，袁世凯派周学熙赴日考察工商业。周回国后即被委派创办了直隶工艺局，声称“招全省工学界之枢纽，以创兴实业”。到1907年11月，直隶所属地区的工艺局和工厂，开办者达六七十处之多。袁支持下的工艺局，提倡和鼓励发展近代工商业，形成了北洋实业的雏形。袁世凯在新政期间，大力经营工商业，并且从中获得利润。他致力于近代企业的举动，已经呈现出早期官僚资产阶级的某些特征。经济上的行为必然导致政治上的变化。为了维护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袁世凯采取赞同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立宪政体的态度，已成为了必然。清末立宪运动，是上层资产阶级人物要求结束旧统治，建立一个适应本阶级发展经济的合理政治环境的政治运动。袁世凯投入立宪，附和并助长了上层资产阶级人物的要求，一定程度上出于维持自己经济利益的考虑。
    袁世凯在投入立宪以前的经历及所从事的活动，可以看到袁世凯是一个有一定的改革思想和具有“西学”知识的新派人物。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袁世凯投入立宪的又一主观因素。
    袁世凯早年追随吴长庆，进入朝鲜，帮助朝鲜国王镇压士兵兵变。从此袁开始了政治生涯。后来，袁世凯被派办理通商交涉事务，这样他开始了与西方的接触，在潜移默化之中，逐渐开始学习西方。
    甲午战争结束后，由于中国军队被日本打败，日本军队采用西方新式武器、编制和战术所表现的优越性，与清军的落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清廷内部的统治者们感到日本的胜利非只武器而已，其军制的先进是最重要的。袁世凯在这时也开始鼓动学习日本，他参照曾国藩、李鸿章早期编练湘淮军的办法和德国的军制，拟定了《练兵要则十三条》和《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及《募订洋员合同》作为练兵的章程。他认为中国军队的兵制，只守湘淮军的陈规，间有改习洋操，也不得奥妙。因此，他虽沿用淮军的营队、棚、哨等名称，但编制已突破淮制，基本上采用了近代德国的军制，以镇为单位，下有标、协等，并包含步、弹、炮、工、辎五个兵种，以便协同作战。并且聘用了德国教官充当教习，全部装备了外国先进武器，部队的阵法、操法等悉用西法。
    1901年，清廷“新政”上谕颁布后，袁世凯继续增募新军。1902年，他修订成《募练新军章程》和《募兵格式》，作为招募新军的标准。他改变了昔日雇佣兵的性质，仿效外国征兵制度，对军人及其家属予以重视，部分减轻军人家属的经济负担。此后，袁又参照德日而制订新军章程，把军队分为常备、续备、后备兵三种。
    袁世凯为了提高军队的文化素质，创办了“行营武备学堂”。并聘请德国教官授课。1903年，还在天津设北洋武备学堂。还派将校赴日本接受训练，以提高军队的文化素质。这一变化也不同于湘淮军队。湘淮军队与袁训练的军队一样是注意军队的纪律，然而湘淮军队都不注意提高士兵的文化素质，而是采取愚兵政策。
    袁世凯在其军事改革中，明显的已打破湘淮军队的陈规，使军事制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效法西方兵制改革中国军队，奠定了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