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清王朝的“新政”开始后，袁世凯还进行了政治和教育方面的改革，在这两个方面同样表现了袁具有的改革思想和西学对他的影响。
    在政治上，他进行了整顿吏治，改良更改的革新活动，以期国家政治得到改良。他明确指出：“吏治之得失，人才之进退因之，民生之休戚系之，故欲转移风气，整顿地方，莫先于讲求吏治。”[13]山东巡抚任内他还不断上奏朝廷，奉劾属吏。1901年新政开始后，他提出了一揽子改革吏治的措施，基本精神仍就是引进西法，改造官吏。课官院、课吏馆、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设立后，开设了许多外国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课程。这些学堂中的许多官绅大多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知识，使视野得以开阔。
    在教育改革上，袁世凯更是表现了极大的改革热情。1901年新政开始后，造就人才，已视为自强求富的至关重要的手段之一。袁世凯也更深刻地意识到：培养人才，“实为图治根本”。[14]并明确表示：“仿照各国学校章程，”“择中外有裨实用之各项书籍及各国著有成效之各种学术，延师讲授，分门肆习。”为了培养“有裨实用”之人才，他还主张派人出洋游历，考察学习各国先进知识。袁世凯所创的中国第一所省级大学堂山东省大学堂，乃聘美人赫士为总教习，并配有讲授外国知识的课程。以后袁世凯相继设立了直隶省城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师范学堂等学校，还配备了管理学校教育的学校司（后改为学务处，又改为提学使）作为教育管理机构。
    除了办学堂之外，袁世凯为了扫除新兴学堂和培养实用人才的障碍，他分别上奏递减科举名额。直到1905年8月，袁与张之洞、岑春煊等人联衔上奏，废除科举。清廷不久就正式废除了存在千年之久的科举制。废科举为历史必然，但袁世凯的努力也不可忽视。学堂之设、科举废止，为进一步传播西学提供了重要条件，利于西方新思想的传播。
    从袁世凯在投入立宪之前的一些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不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西方先进知识，而且还不断将西方先进的东西，应用于他的改革活动之中。他效法西方，从事诸方面的改革，不仅在行动上，而且在思想上都深深地打上了西学的烙印。在潜移默化中，已使他逐渐脱离洋务思想的轨迹。早期洋务派的普遍观点是：“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15]在他们看来，只要采取西方的先进技术，就会使中国强大。袁世凯的活动已经超出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的范围，而是开始触及到了体制的变革。他虽然还暂时没有涉及到要改变封建制度，但是在军事、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变革活动，已经是一个量的积累过程，已经为他最后投入立宪，要求改变专制制度的质变行为，在不自觉之中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因此从这个方面看来，袁世凯投入立宪，并非骤然之举。
    袁世凯长期以来所显著的富国求强，抵御外辱的思想，是他投入立宪的又一主观因素。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主权遭到进一步蹂躏。近代的有识之士进一步认识到要对中国进行全面变革，才能使中国崛起，成为强大的国家。在朝的封建官僚们也因甲午之败而为之猛振，因而也进一步提出要求要在各方面进行改革。
    袁世凯首先意识到军事的落后，致使中国处于屈辱的地位。他担心“横逆以来，日益滋甚，蚕食鲸吞，不堪设想”[16]。因此面临当时列强虎视鹰瞵的情况，认为“非厚集兵力，无以自强，非力图自强，易以立国”[17]。他清楚地看到当时中国军队因循守旧，即使也力图效法西方，不过也只是“袭其皮毛”，而未得奥妙。因此他进一步强调如果不“参用西法，认真训练，则前车之鉴，殊足寒心”[18]。他所指的前车之鉴，不用说就是甲午战争中中国的惨败教训。基于这种看法，袁世凯才效法西制，开始了新型军队的编练，期望达到强兵立国之目的。
    而强兵之基础，在于致富，只有二者兼备，方能立国。袁世凯后来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就含有致富的因素。为了使本国工商业不受外洋的压制，他提出了贸易保护政策，要重征洋货之税，轻收本国之税[19]。对于商务也应即时整治，使得“内之而生计不忧终窘，外之而利权不尽旁倾”[20]。袁世凯当时对于山东省英德人的侵蚀，深表忧虑，担心利权进一步失落，因而他在山东省整顿金融，抵制外国货币的侵扰。他还专门对本国的产品实行了免税政策，以增强本国工商业竞争力和生存力，抵制外资的侵损。
    日俄战争后，袁世凯更为明确地表示了希望通过立宪来达到富国求强，抵御外侮之目的。因为日俄战争的结局，对袁世凯的震动是很大的。日本国效法西方，采用立宪制度，不但可以置于不败之地，而且更能战胜强俄。立宪所起到的强大国家的作用，已植入了袁的头脑。他认为，要使国家富强，不被外人凌辱，实行立宪是最好的药剂。
    实行立宪，可以达到消弭革命的目的。袁世凯对革命所持的态度，使其能欣然参与立宪。对于来自于下层的人民反抗斗争，袁一贯持镇压态度。义和团运动期间，他就在山东极力镇压山东义和团运动。他颁布了“严拿拳匪暂行章程”，规定凡参与义和团运动和与其有关系的人，统统杀无赦。袁在山东血洗义和团，赢得了帝国主义和清廷的青睐和嘉奖。袁世凯同样把资产阶级民主派视为洪水猛兽，加以防范。1904年，袁就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安插密探，监视留学生的言行。同盟会成立后他立即奏请慈禧，严加防范革命党人，还献计清廷，要笼络华侨，限制学生出洋留学，取缔革命书报，妄图孤立打击革命力量。
    由于立宪派发起的立宪运动，也包含消弭革命的意义，所以，袁世凯对立宪予以支持，是具备一定的思想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