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一般人心目中，章士钊（1881-1973）是非常特殊的人物。知识阶层中年纪稍大的，大约都知道毛泽东与他的关系非同一般。文革前夕，毛要谈教育，特地把这个段祺瑞当“执政”时的教育总长找来静聆纶音。文革期间，“知识越多越反动”，焚书坑儒，他的《柳文指要》却由毛特别批准出版。1973年5月25日，根据“最高指示”，一架政府专机把92岁的章老及其亲属和特别配备的医生、护士、秘书、警卫送到香港，名为“探望夫人”，实则身负恢复与台湾联系的重任，成为震动海内外的重大新闻。年轻一代不知这些荣宠，却从选入中学课本的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名篇和相应的讲解中，确信章士钊与1926年3月18日屠杀包括刘和珍在内的47名学生的惨案有关，是穷凶极恶的“落水狗”。真正研究他的学者不多，论述一直比较持平。（注：参阅白吉庵：《章士钊》，《民国人物传》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袁伟时：《章士钊的“调和”哲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中山大学出版社，1987年。）特别对他在《苏报》案前后的表现，论者无不赞叹。近日有的学者还说，三·一八惨案发生时，他正在天津，事情与他无关。但对他的研究有许多不足：不够系统、全面，有不少空白；资料不足；论述不深。随着《章士钊全集》出版，应该尽早填补这些缺陷。
        章士钊一生多姿多彩：革命者、报人、政论家、高官、律师、社会名流。除了有些政治活动颇遭物议外，其他方面都有出色表现。愚意以为最值得后人称道的是他在思想领域的建树，而论述最不充分的也是这些活动。他实际是一位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思想家；通过分析其一生的思想，有助于揭示20世纪中国思潮变迁中两个重要现象：
        1、革命者的产生及其成熟。20世纪中国有一世所罕见的现象：不同类型的革命者和革命政党一茬又一茬地涌现。他们一上场，慷慨激昂，勇于献身而又不可避免具有各种革命幼稚病。如何走向成熟？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2、中国特点的追寻。作为有古老文化传统的大国，最牵动知识阶层心灵的问题之一，是如何保持国家的特色，让中华文化重光。由此也引出一连串是是非非。
        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头三十年，章士钊是浪潮中积极搏击的风云人物。下半叶，他又曾冷静反思。剖析他的思想，对了解贯穿20世纪中国的这两大问题颇有助益。
        一、激进革命者的诞生及其思想趋向
        章士钊出生于湖南长沙县；20岁前，在家乡受传统教育。1902年，到南京进江南陆师学堂，第二年，便成为学潮领头人，带领30多位同学退学，到上海投奔蔡元培、吴稚晖等组织的革命团体--爱国学社。不久便受聘主持《苏报》。“夫《苏报》者，原属日本黑龙会人之侵略工具，以不善经营，大为折阅。湖南衡山人陈范梦以江西退职州县官求息壤于上海，因收买此报，继续营业。”（注：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章士钊全集》，文汇出版社，2000年，第8卷，第150～151页。）陈氏接办是1900年的事；章士钊则于1903年5月27日进入该报任主笔。他与爱国学社同人合作，把该报本来已有的自由、民主、革命倾向发挥得淋漓尽致。短短一个多月，邹容的《革命军》，章太炎大骂“戴湉小丑，未辨菽麦”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即《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摘录），章士钊自己撰写的《驳〈革命驳义〉》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导致清政府与租界当局合谋，逮捕章太炎、邹容及《苏报》办事人员，查封爱国学社。7月7日《苏报》亦被当局封掉。这就是震动一时的“《苏报》案”。在查办此案的大员俞明震庇护下，蔡、吴逃逸，章氏逍遥法外。一个月后（1903年8月7日），《国民日日报》创刊，又由章氏主编，继承《苏报》传统，继续热情洋溢地宣扬民主、自由和革命思想。这家报纸寿命也不长，清廷严禁销售，加上内讧，同年10月被逼自行关闭。与此同时，他办印刷厂，印制《黄帝魂》、《孙逸仙》等宣传革命的书刊；参与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暗杀团，风尘仆仆，奔走各地。1904年，因受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案牵连，身陷囹圄40日，出狱后东渡日本。
        总之，1901～1904年间，章士钊以激进革命者和报人的面目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更准确地说，这个时期的章士钊是一位热情、忘我的革命者。编报、出版，对他说来都不过是传播革命思想为革命服务的手段。那么，在思想领域，他宣扬了什么？
        出现在他笔下最多的词汇之一是“公理”。接任《苏报》主笔后7天，他添设“舆论商榷”专栏；便特地说明：“本报之设此门，专以研究问题，阐明公理为目的。”（注：章士钊：《“舆论商榷”告白》，《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13页。）此后的言论，贯穿始终的就是公理二字。他所说的公理，以天赋人权论为中心，包括自由、平等、民主、三权分立、民族独立、革命乃至社会主义等观念。
        他追求这些公理，体现了人的解放--公民意识觉醒的历史潮流。在他看来，“不为国民，即为奴隶”，而“奴隶非生而为奴隶者也，盖感受三千年奴隶之历史，熏染数十载奴隶之风俗，只领无数辈奴隶之教育……演成根性。”（注：章士钊：《箴奴隶》，《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46页。）不难理解，他笔下的奴隶不是严格的学术词汇。但它表达了摆脱传统羁绊，让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转化为现代公民的强烈愿望。如果对19、20世纪中国人摆脱臣属地位的艰辛、曲折有所了解，我们有理由充分肯定这些论述的历史正确性。
        不过，以革命者的标准去衡量，章士钊却显示了年轻人不成熟的偏执或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