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民族主义情绪的侵袭。
        这些西方思想家的思路也激活了他的文化民族主义情结。既然西方原路不通，正纷纷另找出路；其思想界非主流派中出现了回归传统的动向；而中国学西方的成绩又是如此不堪；于是，顺理成章应该回归本土和固有传统。中国人因一再受挫而郁结已久的民族主义情结，正好找到勃发的释放口。梁启超、梁漱溟、章太炎、张君劢、章士钊等人在20年代无不在民族文化问题上讲了不少不切实际的大话。章士钊口干舌敝反复宣扬：“西化东渐者何也？乃欧洲挟其资本侵略之淫威，东临吾国，迫吾不得不放弃农治之本国……洎至今日，吾人弃礼义，毁廉耻，坏田园，鬻妻子，以求合于所谓西化者，仍不得一当。”（注：章士钊：《再论非党》，《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262页。）回头是岸，“须知中国文化实有其绝大之价值……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我们何反轻视本国文化呢？”（注：《记章行严先生演词》，《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57页。）
        欧战以后，全世界的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在思考：世界向何处去？答案是多元的。世界性难题难为了中国思想家。在中国，同样是众说纷坛。章士钊等人的反现代化理论，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主张之一。
        说到底，是中国的客观社会环境和文化积累还不足于产生解决世界难题的思想家。
        一些思想家个人性格的弱点，又加重了上述历史重负。以章士钊来说，他是梁漱溟青年时代钦慕的人物之一；后来也迭有交往。梁漱溟留下这么一段评论：“行严先生在学术界才思敏给，冠绝一时，在时局政治上自具个性，却非有远见深谋。论人品不可菲薄，但多才多艺亦复多欲。细行不检，赌博、吸鸦片、嫖妓、蓄妾媵……非能束身自好者。每月用度不赀，率由其时其地秉政者供给之（如蒋介石、宋哲元、毛主席先后均曾供给）。”（注：梁漱溟：《访章行严先生谈话记》，《章士钊全集》，第7卷，第117页。）了解这些品行和性格弱点，对理解一度叱咤风云的章士钊，何以前后期判若两人，应该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