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抹杀个人的欲望和权利，并披上“为公”、“国家至上”等华丽外衣。对这类源于儒术的说教，他也给予严厉抨击。他认为：国家与个人关系根本不能以损此益彼去概括，而是要各自找到恰当的位置。“国家之职务，一面在巩固个人之私权，一面在维持社会之秩序”，“为国之道，不在毁民之所有以集乎公，而在致民之所有于相当之位……民利不张，国利胡有？民力不坚，国力胡生？民求民利，即以利国……凡言毁民而崇国者，皆伪国家主义也。”“公私不得其平……国家根本问题，坐是无由了处。而真正之和平幸福，举冥冥堕坏于名分经制诗书礼义之中。”（注：章士钊：《自觉》，《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84、185、180页。）
        再次，他认为，中国要前进就必须敢于冲破传统的束缚。他说：“吾人议设政制，亦多就其制本质求之可矣，不可为吾国历史见象所束也。苟见束矣，则惟有始皇再世，明祖复兴，然后足以解决中国之政治问题。吾人今日之悲观，正悲旧历史之重演”。（注：章士钊：《论政治与历史》，《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59页。）
        时至今日，对有现代社会常识的人们来说，这些观点都已不足为奇。但回顾中国人摆脱以圣贤、君主的是非为是非的艰辛；正视有那么多中国人至今仍把这些常识视为洪水猛兽；人们不能不对章氏及其他敢于冲击思想网罗的前人深表敬意。
        而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它上承以严复、梁启超为代表的第一代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下启新文化运动的新浪潮，其意义更不容抹杀。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大声疾呼要有“最后之觉悟”，追求的正是要唤醒中国人，勇敢接受现代文明的普世性成果，认识和维护现代公民应有的权利。这正是章士钊在这一时期孜孜以求的目标。章士钊曾奋笔疾书；“民欲不以正通必以变通，不以缓通必以急通，而吾有史以来之改姓易朔，狐火篝鸣，皆可以此点窥其真蕴。”（注：章士钊：《自觉》，《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80页。）在李大钊的名篇《民彝》中，我们可以一字不易不加引号看到这段名言，显示了两者的传承关系。
        （4）阐扬“调和立国”论。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章士钊逃到日本，给了他冷静总结和反思的极好时机。在自己主编的《甲寅》杂志上，他提出和系统论述了“调和立国”论。这个理论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袁世凯的专制统治，但也严肃地批评了以孙文为代表的激进主义错误，鼓吹建立以调和、宽容为基础的多元互动的社会运行机制。
        在他看来，专制是逆时代潮流的反动祸害。他写道：“专制者何？强人之同与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于己，即莫不乐于专制。故专制者，兽欲也。遏此兽欲，使不得充其量，以为害于人群，必赖有他力以抗之。其在君主独裁之国，抗之以变，则为革命。抗之以常，则为立宪。抗之以无可抗，则为谏诤。”“孟德斯鸠曰：‘且专制之国，其性质恒喜同而恶异。彼以为，异者，乱之媒也。’……彼虽指宗教言，然专制与喜同连，到处可通。”（注：章士钊：《政本》，《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7页。）他毫不含糊地认为，不管革命派有多少错误，以袁世凯为首的专制统治者的倒行逆施，其危害更加严重。
        与此同时，他一再指斥另一种极端--“暴民专制”。他说：“往者清鼎已移，党人骤起，其所以用事，束缚驰骤卤莽灭裂之弊，随处皆有。国人乃皇皇然忧，以谓暴民终不足言治……”。党人“未能注意于利益不同之点，极力为之调融，且挟其成见，出其全力，以强人同己，使天下人才尽出己党而后快。又其中有所谓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负责任，肆口漫骂，用力挤排，语若村妪，行同无赖，因之社会之情以伤，阴谋之局以起，则事实具陈，无可掩也。”（注：章士钊：《政本》，《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1、11页。）这些文字写于1914年。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任何国家的革命政党或势力，在推翻原有政权后，都必须经历由革命组织到民主政党全面转型的艰难历程。这个蜕变过程的成败，不但影响这一政治力量的盛衰，也对国家发展的顺逆有极其重大的作用。失败后的国民党由于孙文及其追随者不敢正视自己的错误，正处于四分五裂无所作为的状态。作为深知内情的同志和诤友，章士钊坦率反思，一语中的，说出了国民党失败的根本原因。
        章士钊没有停留在现象层次。他指出，中外历史一再证明，走向极端，拒绝调和，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1789年5月法国的三级会议意在和平改革，而路易十六则志在报复和绝对专制，结果招来断头流血的大祸。法国大革命也曾“走入极端，酿成帝制”。“当第一次革命初起之时，首义诸贤所倡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义，心诚求之，未遗余力……即残暴如段敦（今译丹东），由其慷慨就义，视死如归以观，可见其横厉无前，意亦在伸其所信。徒以所主张者邻于绝对，与社会心理不能相入，必欲行之，势难扫除一切障碍，绝其本根，而大祸起矣。”（注：章士钊：《调和立国论残稿》，《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278页。）英国虽屡受调和之福，“惟克林威尔自信力过强，以为己之所行，有百正而无一曲，人有持论稍异于己者，决不容之。”“遂至身死名裂，尸且受戮，良足惜也。”（注：章士钊：《调和立国论》，《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265、266页。）
        法国大革命对中国有哪些正面和负面影响，至今仍是中国人文和社会科学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历史上看，康有为在戊戌变法中就曾一再陈述其流血恐怖的惨状，企图以此说服朝廷主动变法。章士钊则从思维方法等更高层次，开中国人总结这一重大事件负面教训的先河。民国初年，以批判态度观察政局发展的中国人为数不少，但能联系世界历史全局反复思考的却不多见。
        针对这样的现实，章氏认为思想和制度等方面都应以调和立国论为指导，作出相应的转变。
        首要的是必须确立一个根本观念：“社会化同以迎异则进，异以存同则退。”（注：章士钊：《政本》，《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7页。）把好同恶异的专制恶习逐步排除。他认为，先秦以后，中国政治和学术文化停滞不前，就是以利禄之途，逼人尊孔，吃了好同恶异的大亏。
        他清醒地看到，空谈化同迎异，不能真正确立这样的风气和社会运行机制。关键要培养对抗力，从制度层面解决问题。他以赞同的态度引用张东荪的话：“强有力者，恒喜滥用其力，滥用而其锋若有所婴而顿焉，则知敛。敛则其滥用之一部削灭去，而力乃轨于正。”然后指出：“其所以使之然者，则他方面之对抗力不可侮也。苟一国焉，而无此对抗力，则其政象为专制……养成对抗，必如斯宾塞言：‘圆满一己之义务，而不侵害他人。’惟其圆满己之义务，故‘不肯屈服强者之指命’；惟其不侵及他人，故得保持平等之权利”。这也就是所谓正义。（注：章士钊：《札斯惕斯》，《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61～62页。）调和立国也离不开这个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