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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章士钊看20世纪中国思潮(3)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浙江学刊》 袁伟时 参加讨论

    专制政府不给这个自由空间,洋人就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提供基地和有关的服务。在思想文化领域,除了外国人办的报刊,有的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也找一个外国人出面注册;租界、香港和日本则成了先进及激进报刊的出版基地。民间报刊和出版业在石缝中冲破种种阻力,屡败屡战,逐步站稳了脚跟,履行了传播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任务。
        1901年清政府恢复戊戌维新的措施,下令各地建立新式学堂。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新式教育体系的蓝图。不过,那些昏聩大臣总想逆潮流而动,冀图加强思想控制,继续把年轻一代变为恭顺的臣民,居然规定用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到40%上读经和修身课!(注:袁征:《学校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3、289页。)尽管如此,新的教育,总是带来一些新内容;加上一些教员着意传播,这些学堂成了新思想的温床。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是盛宣怀于1987年创办的。1901年蔡元培出任该校特班总教习。1902年三月三十日,他出“月课题:宪法:《宪法精理》著人民权利十三条,以我国现行法制比较其违合之度;行政:《新民丛报》‘公民自治篇’举广东人自治之成绩,各依其例,以所居本省之事证之;法律:论立法、司法两权分立之理;外交:论国际公法之性质可以国家学中之民约论证明之;理财:论改丁盐法及抵制洋盐进口之策;哲学:斯宾塞尔言谬误事中自有真理,试以所知之事证明之;教育:普之胜法,毛奇将军归其功于小学教育,试论其理。”(注:蔡元培:《日记1894~1911》,《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4页。)特班学员大部分是秀才、举人,为帮助他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特地办这样的课题研修班,培养候补官僚。这份月考试题证明,他们的知识结构已与过去的秀才、举人迥异,现代西学已成为这些学员经世济民的工具。其他学堂的西学课题不一定有那么完备,但都程度不等地设置了有关科目。由此可见,尽管当时学堂内部新旧矛盾也很尖锐,但它确实有传播现代思想文化之功。不应忘记的是,蔡元培本人当时还没有离开过国门,他也是已植根本土的新思想的产物。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随着出国留学和考察的热潮,中国人大量涌出国门,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自由与专制、富强与贫弱的巨大反差。人生来渴望自由,奴性是后加的。与毕生在四书五经中打转的士绅不同,新一代社会精英的思想几乎与世界思潮变迁同步;而祖国的现实却是那么丑恶!这令一切愚蠢的说教变为难以忍受的欺骗;也使他们抑制不住有话要说。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迅速兴起创办刊物和译书的高潮。《浙江潮》、《江苏》、《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几乎每一省的留学生都有自己的宣扬新思想的刊物。翻译国外图书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的主力,由外国传教士变为中国留学生,数量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号称“执舆论界牛耳”的梁启超和他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冲破关卡由海外向内地扩展,并与留学生报刊汇合,与各地的学堂结合,形成新的启蒙高潮。
        于是,包括章士钊在内的年轻一代,通过各种途径不同程度地受到新的思想文化滋润。新旧文化激烈交锋,反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徒劳无功,人们欢迎的是帖合人性的自由思想。
        再次,这是义和团事件的负面效应--民族主义迸发的代价。
        观察17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现状,民族和国家的分与合交错,缓慢前行。中世纪的军事、行政的强制结合体系必然要被市场和民主、共和的结合逐步取代。但这是由血污、眼泪、战火、激烈冲撞谱写的行程。市场经济要冲破封闭,走向统一和联合;它又教会人们要自由、独立,个人、民族、国家概莫能外。于是,悲壮、血腥的分合抗争和战火就连绵不断了。20世纪中国也在重演这一过程。
        19世纪,一些有识之士一再建言,要“平满汉”,缩小500多万满人与近4亿汉人的机会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清廷除了说些空话外,基本上没有实际行动。1898年戊戌政变,特别是1900年清政府支持义和团野蛮排外,导致比较理性和开明的朝野人士严重不满。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加剧满汉分裂。以“东南互保”对抗朝廷的荒唐决策,体现了汉大臣实力派的不满情绪和理性选择。明明是“圣母皇太后”慈禧下达对各国宣战的“圣谕”,他们却公开宣布是“伪诏”,不予奉行!
        民间的回应则是各省“独立”(“自立”)运动与“仇满革命”浮出水面。他们鼓吹建立“新广东”、“新湖南”,说“微广东倡独立,吾湖南犹将倡独立焉。乃者庚子试行之,而种界二字瓘入湖南人之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入纸背焉。”(注: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615页,三联书店,1960年。)支持“独立”要求的已经不是往昔的改朝换代,而是“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是对误国误民的腐败、专制罪责的追问:“试问纵拳匪以要大祸,使我国民负九万万之巨款,卖身鬻子不得偿者,谁之罪欤?”“呜呼,以不同之民族行无限之专制……安能忍而与此终古欤?”(注: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631、636、637页。)反满革命变成了顺理成章的要求,又是最具煽动性和吸引力的口号。他们大都不是真正要把中国分裂成几十个独立国,而是冀图通过分立颠覆满族的专制统治,在自由、民主基础上联合起来。“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注:太平洋客(欧榘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第270页。)可是,这些仅是知识精英的理想。全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以现代思想文化取代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变革,也远未完成;前现代的军事、行政结合一旦瓦解,权力自然落在大小官僚和军事强人手中。此后的现实是,以现代民主、共和制度为基础的结合过程变得十分曲折、艰辛。
        最后,这是片面改革、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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