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政府不给这个自由空间，洋人就乘虚而入，反客为主，提供基地和有关的服务。在思想文化领域，除了外国人办的报刊，有的中国人自己办的报刊也找一个外国人出面注册；租界、香港和日本则成了先进及激进报刊的出版基地。民间报刊和出版业在石缝中冲破种种阻力，屡败屡战，逐步站稳了脚跟，履行了传播现代思想文化的历史任务。
        1901年清政府恢复戊戌维新的措施，下令各地建立新式学堂。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新式教育体系的蓝图。不过，那些昏聩大臣总想逆潮流而动，冀图加强思想控制，继续把年轻一代变为恭顺的臣民，居然规定用总学时的三分之一到40%上读经和修身课！（注：袁征：《学校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3、289页。）尽管如此，新的教育，总是带来一些新内容；加上一些教员着意传播，这些学堂成了新思想的温床。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是盛宣怀于1987年创办的。1901年蔡元培出任该校特班总教习。1902年三月三十日，他出“月课题：宪法：《宪法精理》著人民权利十三条，以我国现行法制比较其违合之度；行政：《新民丛报》‘公民自治篇’举广东人自治之成绩，各依其例，以所居本省之事证之；法律：论立法、司法两权分立之理；外交：论国际公法之性质可以国家学中之民约论证明之；理财：论改丁盐法及抵制洋盐进口之策；哲学：斯宾塞尔言谬误事中自有真理，试以所知之事证明之；教育：普之胜法，毛奇将军归其功于小学教育，试论其理。”（注：蔡元培：《日记1894～1911》，《蔡元培全集》，第十五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394页。）特班学员大部分是秀才、举人，为帮助他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特地办这样的课题研修班，培养候补官僚。这份月考试题证明，他们的知识结构已与过去的秀才、举人迥异，现代西学已成为这些学员经世济民的工具。其他学堂的西学课题不一定有那么完备，但都程度不等地设置了有关科目。由此可见，尽管当时学堂内部新旧矛盾也很尖锐，但它确实有传播现代思想文化之功。不应忘记的是，蔡元培本人当时还没有离开过国门，他也是已植根本土的新思想的产物。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是随着出国留学和考察的热潮，中国人大量涌出国门，耳闻目睹，亲身感受到自由与专制、富强与贫弱的巨大反差。人生来渴望自由，奴性是后加的。与毕生在四书五经中打转的士绅不同，新一代社会精英的思想几乎与世界思潮变迁同步；而祖国的现实却是那么丑恶！这令一切愚蠢的说教变为难以忍受的欺骗；也使他们抑制不住有话要说。留学生，特别是留日学生迅速兴起创办刊物和译书的高潮。《浙江潮》、《江苏》、《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几乎每一省的留学生都有自己的宣扬新思想的刊物。翻译国外图书特别是人文与社会科学著作的主力，由外国传教士变为中国留学生，数量也大大增加。与此同时，号称“执舆论界牛耳”的梁启超和他主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冲破关卡由海外向内地扩展，并与留学生报刊汇合，与各地的学堂结合，形成新的启蒙高潮。
        于是，包括章士钊在内的年轻一代，通过各种途径不同程度地受到新的思想文化滋润。新旧文化激烈交锋，反动的思想政治教育徒劳无功，人们欢迎的是帖合人性的自由思想。
        再次，这是义和团事件的负面效应--民族主义迸发的代价。
        观察17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和现状，民族和国家的分与合交错，缓慢前行。中世纪的军事、行政的强制结合体系必然要被市场和民主、共和的结合逐步取代。但这是由血污、眼泪、战火、激烈冲撞谱写的行程。市场经济要冲破封闭，走向统一和联合；它又教会人们要自由、独立，个人、民族、国家概莫能外。于是，悲壮、血腥的分合抗争和战火就连绵不断了。20世纪中国也在重演这一过程。
        19世纪，一些有识之士一再建言，要“平满汉”，缩小500多万满人与近4亿汉人的机会不平等和其他不平等；清廷除了说些空话外，基本上没有实际行动。1898年戊戌政变，特别是1900年清政府支持义和团野蛮排外，导致比较理性和开明的朝野人士严重不满。其表现形式之一，是加剧满汉分裂。以“东南互保”对抗朝廷的荒唐决策，体现了汉大臣实力派的不满情绪和理性选择。明明是“圣母皇太后”慈禧下达对各国宣战的“圣谕”，他们却公开宣布是“伪诏”，不予奉行！
        民间的回应则是各省“独立”（“自立”）运动与“仇满革命”浮出水面。他们鼓吹建立“新广东”、“新湖南”，说“微广东倡独立，吾湖南犹将倡独立焉。乃者庚子试行之，而种界二字瓘入湖南人之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入纸背焉。”（注：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615页，三联书店，1960年。）支持“独立”要求的已经不是往昔的改朝换代，而是“民族建国主义及个人权利主义”；是对误国误民的腐败、专制罪责的追问：“试问纵拳匪以要大祸，使我国民负九万万之巨款，卖身鬻子不得偿者，谁之罪欤？”“呜呼，以不同之民族行无限之专制……安能忍而与此终古欤？”（注：湖南之湖南人（杨笃生）：《新湖南》，《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631、636、637页。）反满革命变成了顺理成章的要求，又是最具煽动性和吸引力的口号。他们大都不是真正要把中国分裂成几十个独立国，而是冀图通过分立颠覆满族的专制统治，在自由、民主基础上联合起来。“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然后公议建立中国全部总政府于各省政府之上，如日耳曼联邦、合众国联邦之例，即谓全中国自立可也。”（注：太平洋客（欧榘甲）：《新广东》，《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第270页。）可是，这些仅是知识精英的理想。全国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建立；以现代思想文化取代中世纪意识形态的变革，也远未完成；前现代的军事、行政结合一旦瓦解，权力自然落在大小官僚和军事强人手中。此后的现实是，以现代民主、共和制度为基础的结合过程变得十分曲折、艰辛。
        最后，这是片面改革、剥夺公民自由权利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