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梁漱溟在韩复渠支持下，在河南创办村治学院；韩复渠转任山东督军，他便从1931至1937年，先后在该省107县中的70多个进行“乡村建设”，后来居上，声势颇大。它有理论，有组织，坚持多年，对改善农村的教育、经济、治安状况，都有良好作用。“如邹平的乡村自卫组织，从1933年开始，至1935年，三届共训2281人。购枪近千枝。受训后，按地段编组……按时巡逻，维持社会治安，查烟禁赌，防护青苗等……据老百姓讲，当时贩毒、土匪抢劫、偷盗等现象在临（邻）县很厉害，而在邹平几乎没有”。（注：郭蒸晨：《一次对救国道路的探索--试评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及其在邹平的实践》（油印本），第17页，1987年。）此外，在引进优良品种、改进和推广新的农业技术、供销和金融合作、办村学等方面，都做了大量工作，改善了人民生活，显示了农村改良的实绩。
        梁漱溟的实践，是在20～30年代逐步形成的比较完整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他这一套理论与章士钊的主张有很多重合点。这些理论观点如果仅为一时一地的农村改良提供依据，不管如何千奇百怪，不必深究。问题是他们都以此作为安邦定国，治理全国的大计。这就值得认真探讨一番了。
        1、都标榜既拒绝欧美也否定苏俄，自己那一套是唯一适合中国国情的第三条道路。章士钊认为不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不合中国国情，苏俄那一套同样不行。例如，国民党压制言论自由等等倒行逆施，就是“盲从苏俄之过”。（注：章士钊：《盲从苏俄之过》，《章士钊全集》，第6卷，第329、331页。）
        而在梁漱溟笔下，这一类话说得更加彻底和鲜明。他认为，“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就是认识欧美和苏俄的道路都不适合中国国情。“欧洲近代民主政治的路”，“是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我们政治上第二个不通的路”则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注：《梁漱溟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33、261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2、在经济上，都反对牟利、让市场自由发展的制度。
        章士钊设计的农国体现在经济上，是层层分割，在“公共管理”下以“自治”为指导思想的前现代经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没有那么绝对，引进现代农业技术、供销合作、金融合作均是其重要业绩。不过，在梁漱溟看来，中国是“职业分工、伦理本位”社会，“最与仁相违的生活就是算帐的生活。所谓不仁的人，不是别的，就是算帐的人。”（注：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134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1年。）他们都认为，自由发展工商，只能带来的战争、贫富差距扩大等恶果，不应重蹈覆辙。同时，列强也不容许我国从容发展工商业。
        3、政治上否定民主。
        用什么来代替被他们否定的西方政治制度？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章士钊经过“远游考览，独居深念”，得出的结论是：“政治二字，已归腐烂，非立业治，不足以实事求是，已乱兴邦”。农业是国本，他的设计也从农业开始：首先由农学会“对于吾国农业兴革事宜立一全体崭新计划，而将实施此项计划之责，全课之也。北京农商部以下内外各种向与农事有连之职司，举视同无物……惟就吾所计划，整然作一逐年预算案……每年所需之数，即公然在地丁钱粮内征收，由全国农业团体共同设立之总机关依案支用……机关办事之权，无论何方，不能干涉……以农治农，字曰农治。他业之所自为谋也，诚亦如农；则工治、商治、学治、以及某治某治，皆可作如是观。而所号业治，行入功德圆满之域；凡国家社会之所纲维主宰，可悉本是。而为之农者，独以国本所在之故，领导各业而为之主盟。谋国至此，可无遗憾。”（注：章士钊：《业治与农》，《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201、206页。）对知识阶层说来，这是颇为美妙的设计。知识为王，安危一切！可是，这个业治蓝图，有两个小小的疏漏：一是那些专家、学者之间，同业之间，意见分歧之际，要不要洋鬼子发明的民主？不同行业之间利益冲突（如不承认业农人士的盟主地位），莫衷一是的时候，又该怎么办？二是被“视同无物”的政府有司不甘消失，文臣、武士不愿拱手献出“地丁钱粮”，偏偏不让业治信徒总揽全行业乃至全国大权的时候，又有什么妙策？章氏试图在自己家乡“业治”一番，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冀图“业治”全国，又谈何容易！
        梁漱溟的理论和实践另有情趣。
        他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的特征是政教合一，以教统政。行之于今日，就要维护尊师、尚贤的传统；建立政教合一制度。他所谓教，指的是教化。如果组织政党，就要“尊崇党魁”，因为党魁“开头倡出一种主义，而演成了一个党，那么，这个党中的分子当然尊重他，多数人要听他的话。决不能倒过来反让党魁去服从多数。”相应地，教主或领袖产生后，“如果走政教合一的路，则须尊尚贤智，势将使命令在上，一切事情都取决于他一个人。”为此，一般人要多用心思，诚心受教，以便“更能接受高明人的领导”！（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山东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第156～157、149页。）否则，“多数无知识的人妄自作主，那才是无理性的社会哩！”（注：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山东邹平乡村书店，1937年，第235页。）在这个体系中，势必产生君临一切的最高领袖和导师。他的结论是：“故从政教合一则不合于民治主义，从民治主义则不合于政教合一，二者在制度上最难调和。”（注：梁漱溟：《政教合一》，《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678页。）
        4、文化和道德领域一致提倡回归传统。
        在这一领域，梁漱溟比章士钊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一民族真生命之所寄，寄于其根本精神；抛开了自家根本精神，便断送了自家前途。”（注：梁漱溟：《中国民族自救运动的最后觉悟》，《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109～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