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寻求中国特色时的迷误
        进入20年代，章士钊的思想起了巨大变化。引人注目的是他坚决反对新文化运动。早在1919年9月，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章士钊已为文学和道德领域破旧立新深感忧虑。他说：“今人讲新文学，颇采报端之见，挥斥一切旧者，欲从文学上划出一新纪元，号之曰新。愚谓所见太狭，且亦决不可能。”“今之社会道德，旧者破坏，新者未立，颇呈青黄不接之观……人心世道之忧。莫切于此。”因此，他认为：“新机不可滞，旧德亦不可忘，挹彼注此，逐渐改善，新旧相衔，斯成调和。”（注：章士钊：《新时代之青年》，《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11、114页。）本来强调横向宽容的调和，转而注重纵向新旧融合。随后，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态度更趋坚决。
        1921年2月至9月间，他再次游欧。10月归来后，态度大变。以反对直线发展观为藉口，他断言：“所谓文明野蛮，不过循环蝉递”。“新旧并无一定之界限，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很难于断定……新旧是循环的，昔日以为新者，今日或视为旧，甲地以为旧者，乙地或反视为新。”“故思想之进化，亦是循环的，并无新旧之不同。”（注：《记章行严先生演词》，《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54、155页。）于是，新文化运动全都是无事生非，有害无益。白话文在他看来更是“文词鄙俚，国家未灭，文字先亡”！（注：章士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答梁漱溟》，《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86页。）简直是奇灾大祸。其恶果是：“躁妄者悍然莫明其非，谨厚者然丧其所守，父无以教子，兄无以诏弟，以言教化，乃全陷于青黄不接、辕辙背驰之一大恐慌也。”（注：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213页。）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就是造成“文化断裂”，罪莫大焉！
        更突出的是他提出一个“农国”论，几乎全盘否定了自己过去的社会政治理念。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反对现代化的理论。其要点是：
        1、中国一贯以农立国，必须坚持这个传统。
        他认为，西方面对的是工人问题，而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因此，“……非农业不能救中国。溯自西风东渐，我国人舍其农家淳厚之风，而效工业国伪物质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险。道德日益丧。变乱相寻，争夺无已。使中国趋于沦亡者，恐怕就是此工业国之伪物质文明……所可幸者，我国受工业之毒尚不深，颇有挽救之望。此一点希望，即在乎农业。我国三千余年传来之农业制度，与农业文明，并未完全因工业之毒而崩坏，起而图之，犹未为晚。”（注：《章行严在农大之演说词》，《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404页。）
        2、抛弃一切与工商立国相关联的追求与制度。
        首先应抛弃的是对利的追求。农国也有工商，问题在追求的是什么。他说：“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欲寡而事节，财足而不争……农国之精神也。欲多而事繁、明争以足财，工国之精神也。”（注：章士钊：《农国辨》，《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267、269页。）这就是两者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中国人应该选择前者。进一步看，“人生世界，本应有高尚目的，以为世界谋福利，乃此时之资本家只知孳孳为利……利与生活，本为人类之手段，今竟变为人类之目的，则人生尚有何意义耶？”（注：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145页。）换句话说，他要中国人坚持中世纪农业经济时代的人生哲学。
        其次，在政治领域，一反前期的主张，不要总统、国会、政党等等与工商国有关的一切制度。
        他一再撰文，反复演讲，说民初以来政局混乱，战祸连绵，都是走错了路，把不切中国国情的制度搬到中国。“吾国祸乱相寻，自辛亥迄今十二年无宁日者，徒以大选无方，奸雄窃发已耳。不去选事，乱无由已……西土现制之有裨于吾者甚少……若夫英美式之国会，断乎无复自存之值。”（注：章士钊：再论非党，《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264～265页。）选举、总统、国会、政党……通通不要。“一言以蔽之，吾为农国，不能妄采工业国之制度。”（注：章士钊：《论代议制何以不适于中国》，《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169页。）
        3、回归传统，建立他所设计的社会经济制度。
        他非常明确地指出，以农立国就是要摒弃外来的现代文化，回归传统。他说：“建国之本原既异，所有政治、道德、法律、习惯，皆缘是两歧。农国讲节欲勉无为，知足戒争。一言蔽之，老子之书，为用极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虚，咸得其宜也。工国则反是纵欲有为，无足贵争……”。（注：章士钊：《农国辨》，《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267页。）
        以此为指导思想，他设计了一幅美妙的农村图景：
        “……以村为单位，调查一村内农产物之出额几何？如不足，则自外买入，多则酌量卖出，概由公共管理，以资调剂。另发行一种纸币，流通本村，则一村之人都可无衣食之虞。由此建筑道路。改良建筑，办小学及文明应有之机关，都可由公共买卖局设立。凡是人民的生活，务须保持在水平线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县而省，均以本地之出产，维持本地人之生活”。（注：章士钊：《文化运动与农村改良》，《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146页。）
        六天后，他进一步工笔描绘：“将这地方的出产通通计算起来，一年能够有多少产物，价值多少，以价值作标准，发行一种村券……这种村券不以金钱为本位，是以物产为本位的。一村的出产由公共保管，设一公共买卖社，除掉要应用的以外，由公家以纸币收买，以所余的运到各处去发卖，村里没有的到各处买回来。这村内的人民，各按各人所能作的，分工去作。在应受教育年龄期内的，要强迫去受教育。在村内的，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作”。（注：章士钊：《农村自治》，《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149页。）
        这些话是章氏1923年10月在长沙讲的；湖南各大报登了这位名人的演讲词。这时毛泽东正好在长沙为工人运动忙得不亦乐乎；还来不及关注农村。但他早与章氏有过交往，没有看到乃至听过这些话的可能性很小。当时，章士钊身体力行，企图在家乡推行这个农村自治运动，而以失败告终。35年后，毛泽东以这位乡贤难以想象的气魄发动了气壮山河的人民公社运动，而且不管东西南北风，顽强地坚持了20年！其后果则已刀刻斧凿，永志历史和亿万中国人心田，毋容笔者置喙。令人震惊的是两者的指导思想如出一辙！
        值得注意的是，章士钊思想的转变，不是一人一时的迷误。在20年代，以农立国已形为互相呼应的全国性的思潮。晏阳初在河北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山西督军阎锡山推行的“村治”以及河南、山东等地的有关活动最引人注目。他们同气相求，互相联络；办报；出书；开办学校，培训干部；成为一个独特的思想文化现象。中国农村非常落后，任何有助于农村经济文化发展的活动，都是久旱甘霖。这些活动确实各自为改善农村状况，作出大小不同的贡献，有不容否定的历史功绩。但是，除晏阳初等少数人外，这一活动的领袖人物，大都与章士钊一样，企图在思想文化领域另辟蹊径，回归传统，成为这一运动的一大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