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
        纵观章士钊一生，旁及梁漱溟等人，大体上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他们在思想史上值得肯定的建树，大都来自现代西方主流思想的介绍和坚持；执意回归传统，往往误入歧途。窃以为这个结论听起来不那么恰意，甚至可能有点伤害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却是难以抹杀的事实。
        随之而来有两个已老掉牙的问题应该再回答：
        1、是不是中国传统思想与现代化不相容。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但很有限度。笔者曾以以儒学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在这两个世纪，儒学亦有其不容抹煞的历史性建树。主要有四：
        第一，为外来先进文化的进入开路。‘礼失求诸野’、‘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等儒学固有观点成了西方现代文化进入中国的最初依据。而“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等思维习惯更成了突破儒学僵化外壳的内在力量。
        第二，为各领域的变革和制度创新提供合法化的理论依据。
        人们注意到进化论在19、20世纪之交的巨大影响。但不应忘记，在儒学是文化主流的中国社会，‘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传统思想更是从19世纪至20世纪初各项变革的主要理据。晚清最成功的改革是清末新政。其中影响极其深远的是法律和司法制度改革。‘治国之道，以仁政为先，自来讲刑法者，亦莫不谓裁之以义，而推之以仁。’沈家本等学兼中西的大臣正是以这些‘根本经义’，击破反对者的借口而实现这一重大改革的。”（注：拙作：《儒学历史命运论纲》，《中国现代思想散论》，第28～29页，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
        此外，有些中国传统文化有其永恒的魅力。唐诗、宋词、中国画……已经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瑰宝；中医药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如此等等。
        问题是一些中国思想家企求有更高的作用：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指导思想，修改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从康有为、章太炎、杜亚泉等人，包括章士钊、梁漱溟的以农立国或乡村建设论，到后来的新儒家都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这样的探索为多元文化增景添异，不无好处。但迄今仍是有待证实的假设，是尚未实现的探索，而且迄今还看不到成功的前景。
        2、为什么近代中国许多思想家往往都由提倡学西方转向主张回归传统？
        窃以为这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
        第一，缺乏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观察力。
        20世纪上半叶有几个影响世界全局的历史事件：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苏联的出现及其计划经济貌似成功。这些事件提供的信息可以归结为一句话：资本主义制度出了大漏子。
        以章士钊来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大的转变？
        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其思想的巨大震撼。死伤如此惨重，战后又一片萧条，任何思想家面对这样的历史现象都不能不驻足深思，努力找出原因和对策。1922年到欧洲，目睹尚未平复的战争创伤，耳聆对现行制度的强烈抗议，他的思想完成了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从欧战疑及资本主义。他说：“至于以工业立国者，则事事皆积极进行，故恒至生产过剩，竞争市场，推广殖民地，因此血战，前后相继。”（注：章士钊：《在上海暨南大学商科演讲欧游之感想》，《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159页。）与此同时，他断言：“盖文化者，与国民生活状况息息相关者也。一国生活状况枯涩纾促之度如何，即可以卜其文化高下真伪之度如何。知欧洲之情事者，可断言其资本之制不变，文化决无可讲。”（注：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217页。）欧战和战后的凄惨，从根本上动摇了章氏对资本主义的信心。这样的制度非变不可，而且要改变它的基础：“资本之制”。
        1929年开始的世纪经济大危机，苏联精心渲染它的计划经济的“伟大”、“成功”，反差强烈，进一步震撼着中国知识阶层的思绪。时至30年代，以坚定不移倡导宪政和传统道德著称的张君劢，也毫不犹豫在自己的纲领中用实行计划经济取代20年代消极地反对牟利之工商。甚至在20～30年代仍坚持不懈主张走西方道路的张东荪，到了40年代也主张在经济等领域向苏联学习。他说，在吸收计划经济优长的同时，“苏联还有一点最是为一切产业落后国家所应取法的。那就是对外贸易完全由国家办理……实在是产业落后国家自力更生以提高其生产的唯一要着……国家统办对外贸易是计划经济的前提，或柱石。此点办不到，一切必归无效。”“尚有一点亦足以后进的农业国家所取法。那就是所谓集合农场。”（注：张东荪：《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第61、63页，上海观察社，1948年。）
        回答出路在哪里这么重大的问题，最需要穿透复杂历史现象的洞察力；需要了解什么样的制度，才有最好的自我更新机制。在这个事关全局的大问题上，20世纪的颇多中国思想家交出的几乎都是不合格的答案。无论是20年代章士钊、梁漱溟的农国论，还是30-40年代张君劢、张东荪的宪政＋传统道德＋计划经济，都忽视了一个根本问题：那一国家或那一领域没有充分的自由，就不可能有持续可靠的自我更新。第二，无力抗拒西方极端思潮的裹挟。
        20世纪中国思想家的一大弱点是原创性不足。章士钊坦率说明他的农国论不是自己的创造发明。欧战爆发以后，被战争及其后果所震惊的西方思想家，正各抒己见，探幽烛微。章氏自己就说过：“以愚所知，今欧洲明哲之士，扬榷群制，思古之情，辄见乎词。如德之斯宾格勒，英之潘悌，其尤著也。”（注：章士钊：《农治述意》，《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346页。）这些战后西方非主流文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斯宾格勒的“西方没落论”固然是他立论的重要基础；农国论亦取自潘悌。他写道：“英伦群家潘悌之徒，倡为农业复兴之论，识解明通，无可辩驳”。（注：章士钊：《业治与农》，《章士钊全集》，第4卷，第202页。）惟一的保留是他认为西方积重难返，农业无法“复兴”；中国中毒未深，倒有希望“以农立国”。这是有充分代表性的事例。
        即使像梁漱溟那样特色十足的文化三阶段论和乡村建设理论，也是国际间从20世纪初开始流行的东方文化救世论的产儿。
        西方文化中非主流的偏门，特别是其中的极端思想，往往成为中国思想家各种千奇百怪主张的智慧渊源。在一个思想自由的现代国家，思想多元增添了文化绚丽。而在中国，被那些极端思想裹挟的人们，常常有意无意与权力结合，压制任何不同的声音，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