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选择？他认为：“上海之新败也，吾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潜怀我杀伯仁之惧，兼蓄愿为周处之思；加以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人众茫然无主，事到不知所裁，眼前失机犹小，将来误事必大；愿假数年之力，隐消大过之媒，际兹大党初建，应以分工为务……大队趋重实行，小队容其攻苦”。（注：章士钊：《与黄克强相交始末》，《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314～315页。）他冷静地看到自己的不足，决心克服自己的弱点。在他看来，读书，了解世界文明的成就，为挽救祖国作好充分准备，仅仅是分工，并非脱离革命。于是，他在东京闭门苦读，并于1907年到英国阿巴丁大学（University of Aberdeen）修法学硕士学位。（注：章士钊在1912年给杨怀中的信中说到“在厄北淀”与杨笃生同学情况（《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508页）。1914年又写道：“愚学于厄北淀大校”（《读严几道《民约平议》》，《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20页。）。章含之写的《章士钊全集》前言说“父亲从东京赴英国深造，在艾丁堡大学攻读法学。”（第4页）可能另有所据。我从前说。）对一个25岁的热血青年说来，这是一个非常艰难和有远见的选择。
        事实证明，这不是畏葸卸责。根据现在可以看到的他在辛亥革命前一年发表的文字，确实已非吴下阿蒙。辛亥革命爆发，他不顾还差半年就可拿到学位，立即回国。当年少了一个不畏艰险的战士，而今却多了一位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发挥了别人难以替代的作用。
        第二件事是到了南京，谢绝官职，出掌《民立报》笔政。
        1911年冬，到达南京，临时政府已经成立，黄兴邀他参加，他却宁可重端报人饭碗。《民立报》是公认的同盟会总机关报，他不是同盟会员，应邀入主编辑工作；这已经有点出乎常规。更令一些人为之侧目的是，对临时政府有些措施（例如，制定《报律》；欲将汉冶萍公司抵押给日本；“南京政府组织之不良”（注：章士钊：《共和略说》，《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22页。）；等等），该报竟毫不客气猛烈抨击。在他看来，当年南京临时政府的有些作为，已是“暴民政府”的“暴民专制”行为！（注：章士钊：《新闻条例》，《章士钊全集》，第3卷，第45页。）抨击这些错误措施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这自然引起不少国民党人强烈反对。于是，他挂冠而去；但立即另办一个《独立周报》，继续履行舆论监督职责。
        第三件事是，明知无望，却坚决与黄兴奔赴南京起兵反抗袁世凯。失败后，逃亡日本，在参与重要政治派别欧事研究会活动的同时，创办《甲寅》杂志，深入进行理论思考，系统宣扬自己的调和论政治哲学，影响颇大。从内容看，它对辛亥革命的冷静反思，相应提出和阐释的各种问题，与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从人员构成说，陈独秀、李大钊、高一涵等后来的新文化运动领袖都是这个刊物的重要作者和编辑；胡适也和章氏函件往来，积极投稿。前人早就注意到《甲寅》和《新青年》有内在关联；特别是高一涵和李大钊，从思想到文风都深受章氏影响。
        作为一个杰出的思想家，辛亥革命前后章士钊宣扬和追求的是什么？简单地说，他关注的中心是在中国实现政党政治。据现在收集到的材料，他赴英留学后，迟至1910年9、10月间才重出论坛，第一批政论文章说的就是这个问题。从此时至1919整整十年间，他的基本观念不变，多方进行探索，在思想史上留下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1）政党政治的追寻。
        1906年开始，清政府正式打出“预备立宪”旗号。1907年，下令筹设资政院和各省咨议局。1908年，颁布宪法大纲，定九年后召开国会（1910年决定提早4年）；接着又颁布了地方自治章程。1909年，各省咨议局开会。翌年，资政院也开院了。在这个过程中，从各地商会、士绅到地方督抚和咨议局，一浪高过一浪请开国会。对这些政治体制改革活动，是置之不理，还是积极引导，使之成为中国建立现代政治制度的开端？章士钊选择后者。
        在中国提倡政党政治不是由章士钊开始的。早在1897年，唐才常就发表文章指出：“五洲强弱盛衰之枢纽，恒于议院觇之。”“有议院必有党……诸国明许以党，党亦明张其帜，明异其途，以待权衡于党之多少而可否之，而事无弗举。”如英国“政以党成。其党二……二党视宰相新旧进退之，一出一入，循环无穷，而事乃剂于平。”（注：唐才常：《各国政教公理总论·议院》，《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第88、87页。）进入20世纪的第一年，秦力山更大声疾呼：“非立大政党不足以救中国”。（注：《秦力山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46页。）1905年开始，梁启超冀图推动清帝国走上君主立宪之路；组织政党成了题中应有之义。1907年10月以梁氏为领袖的政闻社成立，尽管不到一年就被清政府解散，却在中国政党史上留下重要的一页。他们认为，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政闻社的名义领袖--“总务员”马相伯在其就职演说中指出：“政党政治者，现世人类中最良之政治也。夫政治果有更良于此者乎？曰，理想上容或有之，而事实上则未之闻……人类既不完全，故政治无绝对之美。既无绝对之美，而求其比较，则舍政党政治无以尚也。”（注：马相伯：《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72～73页。）而所谓政党政治就是两党或多党政治：“道有阴有阳，数有正有负。吾是吾所是，而不能谓人之尽非。此国家所以能容两政党以上之对立也。故吾侪忠于本党，而不嫉视他党，可以为光明正大之辩难，而不可以为阴险卑劣之妨害。”（注：马相伯：《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马相伯集》，第76页。）这些都显示了对现代政党政治的深刻了解。1909年11月30日广东省咨议局议员陈炯明在该局第一期会议第14次议事会上，提出五件临时动议，其中第五件为：“本局各议员闭会后，应就各地方提倡建议协会及设法组织政党，为本局之后盾。”讨论后通过的决议是：“第五件将政党二字改为补助机关，亦经多数赞成办理。”（注：《广东咨议局第一期会议速记录》第99叶，广东法政学堂活版，宣统二年三月。）1910年1月，21省的速开国会请愿代表团在京组成“速开国会同志会”，他们发出的公开信呼吁：各地各社会团体和“硕德名彦”，“或分电政府，或呈恳当道，奏达舆情，以民气民力所蓄积得和平竞进，齐发以向政府。有此纪律之团体，在此时既为国人之后援，在他日即为政党之先河。”（注：《国会请愿代表团为告知第一次请愿情形致苏商会函》，《苏州商会档案丛编》第一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258～1259页。）这些材料表明，在当时的精英阶层中，已经出现组织政党的强烈愿望。到了“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注：侯宜杰：《二十世纪初中国政治改革风潮》，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29页。）
        章士钊的贡献在于结合当时的实际，更加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与坚持了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则。辛亥革命前夕，开国会、立宪，已成了全国性的热潮。海内外越来越多史家认为，与其把这个立宪思潮和革命思潮看成对立而互不相容的，毋宁把它们视为客观上互相补充的。立宪思潮不单为成立民国奠立思想基础；不遗余力传播这个思潮的立宪派，也成为顺利推翻清帝国的非常重要的因素。章士钊的贡献是在立宪思潮汹涌澎湃之际，努力阐明它题中应有之义--政党政治。当人们热衷请愿之际，他棋高一着，写出13篇论政党政治的专文，阐释了一系列有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