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思潮性质和人物全貌
        这股思潮的性质是什么？这是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学术问题。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以环境破坏为代表的现代化负面因素突显；寻求文化多元和民族自身传统，提升民族自尊的思潮广泛传播；历史人物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纠正过往偏见的呼声随之浮现；赞扬这一思潮的见解十分流行。其中颇有代表性的意见是，这一思潮也体现着一种现代性；它与反对者的争议，不是现代与反现代的冲突，而是中国现代思想的内部冲突；从杜亚泉到梁漱溟“咸与维新”，20世纪中国的许多争论纯属误会，很大程度是受“激进主义”影响，歪曲或误解了对方。问题提得很尖锐，牵涉到一系列值得人们认真探讨的饶有兴趣的问题。
        妨碍弄清这一思潮性质的一大问题，是混淆了人物全貌与思潮的性质。有些历史人物的特立独行，或其论述中的某一论点，给人们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据此断言他提倡的某一思潮亦属可取。
        还是从章士钊谈起。20年代的章氏反对新文化运动；反对在中国推行来自西方的议会制，相应地反对组建政党；反对发展孳孳牟利的工商业；如此等等。可是，他还有另外一个方面：维护公民自由。
        与章士钊鼓吹农国论差不多同时，国民党着手改组，实行“国民革命”，组建“党军”北伐，推行武力统一政策。这个“革命”的基本政策之一，是“以党治国”，取消各种自由。章士钊非常敏锐地注视和坚决反对这种倒行逆施。
        1925年，他已开始揭露这一现象：“吾人之赴粤东者，偶或不慎，身体自由当被如何限制，至不可料，其夙经名捕，不得入境者，又别论也。钮惕生（《全集》编者注：名永建……近代民主革命者，国民党政客）为应中山先生之召而往，以稍涉异己，横被瓘辱……新闻记者，为弹丸剡注，肆诸市朝，在五羊之城（广州别名--引者），并未视为怪事”。（注：章士钊：〈怪事〉，《章士钊全集》，第5卷，第28页。）
        1926年，随着北伐进展，这些怪事越来越多，他的批判也愈加猛烈：
        1、国民党的“以党治国”，与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他说：“南军之兴也，标榜以党治国，凡异党之人，举不得有政治权利……一国之中，从政只许一党。一党之众，所奉只许一义。有异于是，其视吾力，斯今之所谓党治。”（注：章士钊：《党治驳议》，《章士钊全集》，第6卷，第278页。）
        描述这一现象后，他严肃地指出：这“实为政党之旁门左道”。（注：章士钊：《在野党》，《章士钊全集》，第6卷，第324页。）因为它从两个方面违反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本要求：
        一是它与民主政制下的政党性质背道而驰。“盖国政之所从施，政家所见，容有不同，见在甲者，相从而为一派……见在乙或丙者，亦各相从而为一派……斯乃谓党……今国民党曰：否否。吾国只有一党，他党兴，杀无赦。”“自吾党外，人不得有异议。有且以逆论。此在17世纪前，淫昏之朝，且未必尔也，共和云乎哉？”（注：章士钊：《党治驳议》，《章士钊全集》，第6卷，第280页。）这样的政党在自己内部也必然肆意摧残民主。例如，北伐军占领南昌后，江西人王恒“久于程潜（北伐军高级将领）幕下，出为行政委员，讨论教育政策时，只曰似乎不宜，而翌日即被免职。”（注：章士钊：《时评》，《章士钊全集》，第6卷，第346页。）
        另一方面，这与公民是政治主体的地位完全不符。他说：“党者相代迭兴者也。盖民情有变易，斯党势有盛衰。吾党今日得民意而用事，明日容得其负而不用事……今国民党曰：否否。凡本党之去留，人民不得有自由意。吾执政，则执政矣……此唯世袭专制皇帝宣言之，共和国之政党，似未能尔也。世袭专制皇帝，时且闻偕亡之叹，而为之震惊。今此叹若在腹诽必禁之列，岂不奇哉？”（注：章士钊：《时评》，《章士钊全集》，第6卷，第280～281页。）
        2.国民党在北伐中的所作所为，严重侵犯人民的基本人权。北伐军占领各地后，大叫言论自由却绝对不许与党见不同的言论存在。章士钊在所撰《时评》中曾以长沙为例，愤慨地揭露这种古今罕见的虚伪：“长沙市新闻记者联合会……是日成立，集众演说，编制口号，第一条曰：保障言论出版绝对自由。噫！先生之号则大矣，先生之志则不可。盖言论自由者，基于异不基于同，长沙外于党部可得自由之出版物，久已绝迹……古今书契中，其羌无意义之语，有甚于此者也？”（注：章士钊：《时评》，《章士钊全集》，第6卷，第312页。）
        他一针见血地说，蒋介石高叫“以党治国”，实质是扼住人们的喉咙，把人民当奴隶，不让自由说话：“蒋介石者……手握军政大权，控抑全党……今军势大张，行此愈厉，以党治国四字……且直扼全国士夫之吭，迫为然否从违之答而无所遁逃。”“平心论之，革命者自然之权也……然反革命与不革命者，其为吾人自然之权，量适与齐。凡人类而正反两面之论不见，时曰奴隶。凡同种而思想言论自由之权不保，时有强暴。”（注：章士钊：《党治驳议》，《章士钊全集》，第6卷，第282页。）
        与此同时，他总结辛亥以来的历史经验，旧话重提，认为要保障公民权利，就必须推行人身保护令制度；并为自己在司法总长任内着手建立这一制度，功亏一篑而深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