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运动作为二次革命之后一次重要的革命战争，在史学界久有定评，甚至被孙中山明确称为“三次革命”[1]（p213）。影响较大的《中华民国史》不但认为护国运动是“中华民国史上一次重要的革命战争”，而且“是一次胜利的革命战争”[2]（p853）。
        但是，在作为护国运动主要领导人之一的梁启超关于护国时期的政论中，却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说法，他不但不承认护国运动是一场革命，反而煞费苦心地称袁世凯为“革命者”。这种奇特的对比，揭示出改良派的“革命思想”毕竟有它与革命派不同的特色。对护国运动时期梁启超“革命”概念做一番剖析，有助于更加深入地理解改良派政治思想的复杂性。
        台湾张朋园“维护共和--梁启超之联袁与讨袁”一文，对梁启超护国时期的政治理论推崇备至，李喜所、元青、耿云志、崔志海等在关于梁启超的传记中对梁氏从拥袁到反袁的过程都有所论列，是本文研究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李泽厚为代表的“告别革命”思潮在海内外学界声势颇大，史学界中非难历次革命和革命人物的声音不绝于耳，深入研究梁启超这样一个坚决反对暴力革命的代表人物不得不转而亲手发动一场暴力革命的思想历程，有助于理解中国近代政治进步的艰难历史和深刻复杂性，以避免对历史简单化理解的倾向。
        一护国时期梁启超在政论中不但不承认护国军是“革命军”，反而称袁世凯为“革命者”
        “革命”概念是梁启超护国时期政论的基石，由此自然导出对护国战争性质的判断，表述最为明确的是，在“西南军事与国际公法”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交战团体者，革命军专有之名词也，故学者亦称之为革命团体。今欲论西南军政府宜否为交战团体，宜先辨西南军政府是否为革命军。欲辨西南军政府是否为革命军，则当先明革命之意义。革命之意义至简单而至易了解也，曰谋颠覆现在之国体而别建新国体者，斯谓之革命而已矣。今之谋颠覆现在国体而别建新国体者为北京政府中人耶，为云南政府中人耶，我友邦宜共知之。盖革命者非他，即袁世凯其人也；与袁世凯相狼狈者，皆革命党也；数月来北京政府蝇营狗苟之举动，皆革命运动也。”[3]（p114）
        这篇文章是1916年初为护国军争取国际国内舆论的支持而作。梁启超在此文中别出心裁地抛出了一个似是而非的“革命”概念，把革命等同于任何形式的国体变更，从而本来是革命对象的袁世凯成了“革命者”，真可谓用心良苦。应该强调的是，这篇文章不是孤立的，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有意识的谋略，表现在梁启超在1915-1916年的许多政论文章中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上述观点。发表于1916年5月的“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中有：“更请仔细覆读此十五通之电文，而印合以数月来之事实，试问袁氏及其徒党之为革命为叛乱，又岂更有丝毫游移商榷之余地者。则更问国中既有此种革命叛乱之人，凡奉职于国家机关者，应否竭其力之所及以讨伐而平定之，明乎此义，则知今兹各省将军巡按使以中华民国守土之官讨中华民国叛国之贼，实为法律范围内应行之权利，不容辞之义务，或者不察，乃反以革命军之名加诸各省，颠倒黑白，不亦甚耶。”[3]（p106）又如同一时期的“袁世凯之剖析”一文中抨击筹安会：“在共和国体之下，而忽谋改建帝政，按诸现行约法刑律及各种法令，其为犯革命内乱之罪毫无疑义。……袁氏居民国大总统之职，综揽行政司法大权，何以坐视此辈煽动革命。”[4]（p5）
        实际上早在1915年8月底9月初，筹安会刚刚出笼不久，梁启超就迅速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并且明确地提出了变革国体即革命的概念，为反袁的改良派定下了思想宣传的基调。发表于当时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有：“常在现行国体基础之上，而谋政体政象之改进，此即政治家惟一之天职也，苟于此范围外越雷池一步，则是革命家之所为，非堂堂正正之政治家所当有事也……公然在辇毂之下，号召革命。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而鄙人则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今日反对公等之君主革命论与前此反对公等之共和革命论同斯职志也。”[3]（p86、96、97）又如几乎同时发表的“梁任公与英报记者之谈话”所说：“盖以政体之变迁，其现象常为进化的，而国体之变更，其现象常为革命的，谓革命可以求国利民福，吾未之前闻。是故吾自始未尝反对共和，吾自始末尝反对君主，虽然吾无论何时皆反对革命，谓国家之大不幸莫过于革命也。”[5]（p722）
        梁启超在上述政论中反复论证的就是护国运动不是革命，护国军因此也不是革命军。相反，袁世凯才是谋求革命的人，而护国运动正是要反对袁世凯的革命，依据就是梁启超的“革命”概念，即上面的“凡谋变更国体则谓之革命，此政治学之通义也”。实际上，很少有人在政论中特别对革命的概念作出定义，因为对革命内涵的理解基本上已经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梁启超在这些文章里反复提出革命的概念本身，已经暴露出梁氏其实是在做手脚。
        事实上，尧舜禅让不是革命，武王伐纣才是革命，梁启超在清末与革命派激烈论战期间，其“革命”的概念是很清楚的，即所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也”[6]（p420），当时论战双方对于“革命”有着基本一致的理解，也与我们通常的理解差不多，即：革命是以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推翻现中央政权的政治运动。这里面有两个要素，推翻现中央政权是目的，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是手段。甚至规模较小的暴力行动，即使推翻了中央政权，也仅仅被称为“政变”。而梁启超是从来不反对“政变”而且对“政变”很有些偏爱的，因其代价较小。本来还可以“政治运动”前面加上“进步的”这样一个修饰语，但考虑到像“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这样很难称为“进步的”运动也被称为“革命”，只好取消了。其实，梁启超和革命派的根本政治目的是一致的，即建立现代的民主政治制度，梁启超反对革命的实质是反对革命的手段，即“大规模的暴力行动”。梁以为大规模的暴力行动将给国家和社会带来难以控制的巨大灾难，这是他的真知灼见，也确实被他不幸言中了。
        袁世凯称帝虽然是以暴力胁迫，但从没有想以大规模的战争手段来达到目的，甚至如果袁世凯能够预见到大规模武装反抗的发生，未必有胆量推行帝制。真正主动发动大规模战争以推翻袁世凯为首的腐朽中央政权的，正是以梁启超为主要领导人之一和思想灵魂的反袁势力，但就是这样一场完全正义的得到国内外广泛支持的革命战争，梁启超还是不愿承认其革命的性质，这深刻地揭示出中国中间势力在现实政治环境中的两难处境：既害怕革命，有时又不得不革命。
        对比两个对“革命”的定义，可以看出梁启超在护国时期的政论文章里，故意地偷换了“革命”的概念，具体是从“革命”的内涵中抽去了“革命的手段”，即“大规模的暴力行动”，而这本来是他反对革命的根本原因。护国运动中发动暴力战争的是梁启超一派，从理论的一致性出发，他应该坚决反对的正是他自己。面对自相矛盾的尴尬，梁启超所能做的也只有偷换概念了。通过偷换概念，任何形式的改朝换代都被称做“革命”，所以袁世凯的洪宪帝制也成了对于民国的革命，而梁启超参与发起的暴力战争反倒成了反对“革命”的一种行动，这样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一个自称始终反对革命的改良派的面目。
        简言之，在当时的环境之下他不得不这样做主要是基于两点：
        第一，是为了保持其作为改良派政治态度的前后一致性。因为护国运动无论其暴力的发端还是开启以后十年军阀混战的动乱后果，都正是梁启超当年与革命派论战中所坚决反对和深以为惧的。自己一贯反对的，一旦为之，其自相矛盾之处，自不待言，而梁启超本人是不情愿明白承认的，并且要以他的生花妙笔加以粉饰。
        第二，是为了迎合当时国际国内的保守势力。革命思想在辛亥前后曾经风靡一时，但由于民初政坛纷扰，民心厌乱，在华的外国势力也不支持反抗中央政府，这是二次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梁启超自然不愿重蹈覆辙。护国军起义后两个多月陷入孤军苦战的困境，甚至濒于“全军覆灭”[7]（p95），护国期间香港的英国殖民政府和越南的法国殖民政府曾经给梁启超进入广西护国军中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也反映了他的担心不无根据。1927年大革命之后，特别是1949年之后，“革命”一词日渐尊贵，史学界轻易不肯把“革命”的尊号加之于像梁启超这样的改良派头上，殊不知在1916年，梁启超对此尊号避之惟恐不及，生怕得罪了列强的在华势力和国内的保守厌乱势力，世事变迁真是难以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