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实际上梁启超清楚地知道，护国运动是一次暴力革命，帝制不过是发动革命的契机
        虽然梁启超在政论中反复论说护国运动的目的是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洪宪帝制，但在许多地方却不知不觉地泄露了他的真实思想，即护国运动是为了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帝制只是一个发动的契机。
        首先应该明确的一点是，梁启超并不反对帝制本身，而且一贯承认君主制的价值，他甚至也并不反对由共和制变为君主制，也就是所谓变更国体，而只是认为像袁世凯这样的所作所为在当时根本没有做皇帝的资格，当时反对帝制的著名人物如章太炎、张一麐等多少都有类似的想法，这在梁启超1915年8月底9月初风靡一时的名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中表达得十分清楚：“是故吾数年来独居深念，亦私谓中国若能复返于帝政，庶易以图存而致强。而欲帝政之出现，惟有二途，其一则今大总统内治修明之后，百废俱兴，家给人足，整军经武，尝胆卧薪，遇有机缘，一战而霸，功德巍巍，亿兆敦迫，受兹大宝，传诸无穷……则今正以大有为之人，居可有为之势，稍假岁月，可冀旋至而立有效，中国前途一线之希望，岂不在是耶……夫果未熟而摘之，实伤其根，孕未满而催之，实伐其母。”[3]（p94-95）可以看出，有些论著把梁启超称为誓死捍卫共和的英雄，虽然表面事实上似乎不错，但从更深的层次来说并不准确。
        实际上，梁启超论述“袁世凯是革命者”的政论大多是以所谓“友邦”以及国内观望势力为对象的，这在行文中表露得很清楚，而在其他场合，他的真实思想透露较多。
        1916年3月底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之后，梁启超为避免护国阵营由于思想混乱发生动摇，急电陆荣廷，说明护国运动不专为帝制：“袁氏最大之罪恶，在专用威迫利诱手段，将全国人廉耻丧尽，若彼依然掌握政权，则国家元气必至澌灭无余，举国沦为禽兽，将何以立于天地。今兹义军申讨，其大宗旨乃欲为中国服一剂拔毒再造散，不专为帝政问题已也。”[3]（p34）4月初，梁士诒来电以帝制已经取消为由劝护国军息兵，梁启超在复电中断然拒绝：“试就四年来所蕴毒所造孽以推例，将来岂犹谓有一线光明之可希冀者。帝制之发生与撤销，朝四暮三，何关大计。”[3]（p35）又如“云贵檄告全国文代撰”：“就令怵于名分，不敢明叛国体，然由彼之道，无变彼之术，亦惟有取国家元气旦旦而伐之，终亦酝酿大乱以底于亡已耳。”[3]（p5）
        从上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梁启超一派发动护国战争并不针对帝制，或者说变更国体，而是直接针对袁世凯政权本身，针对其野蛮专制，梁启超在1916年5月的“袁世凯之解剖”中说的明白：“吾本以不信任袁氏故反对帝制，并非以彼称帝故然后不信任袁氏，不容倒果为因。”[4]（p9）在另一些文稿里，梁启超甚至直接揭出了护国战争是“革命”的名目，全然不顾与其他文章的明显矛盾，但这才是他的真实思想。比如“云贵致各省通电代撰”：“阋墙之祸，在家庭为大变；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继尧等夙爱平和，岂有乐于兹役，徒以袁氏内罔吾民，外欺列国，召兹干涉，既濒危亡。”[3]（p3）
        1916年3月赴广西途中所写“在军中敬告国人”一文中，表明了梁启超对革命暴力的疑惧，和最终选择暴力革命的“死中求生，亡中求存”的心路历程表露无遗：“乃与袁公共事数月，渐觉其别有肺腑，非能先公而后私。乃辞职后静观两年，愈惧夫纵彼顽凶，必且覆邦而沦种。……譬犹病痈，终须一割。割为险着，夫谁不知，然割较早则险较微，割愈迟则险愈剧。养而不割，及其自溃，虽有扁鹊，技无复施。故虽以夙耽溺于平和之梦，如启超者，几经踌躇审顾，惩前毖后，遂不得不毅然决然挥泪沥血以从诸贤之后，以与袁公相见于疆场。”[3]（p115-116）
        在给籍忠寅、陈国祥等进步党骨干的信中，由于是对自己人说话，梁启超不再像公开发表的文稿中那样有很多的顾忌，内心深处的真实思想表达得淋漓尽致，“致籍、陈、熊、刘书”（1915/11/18）：“一年以来，假面既扬，丑形暴露，凡百政象，众目具瞻，无俟举，就令无今兹叛国之举，而听其浸淫朘削，亦终必率全国士夫，皆为禽兽，剥全国之氓庶尽成枯腊，长夜漫漫，亦复何望……此现状多维持一日，则元气多斫丧一分，吾辈掷此聪明才力，助人养痈，于心何安，于义何取……鼎沸之局，既无可逃，所争早暮已耳。第二，吾侪自命稳健派者，失败之迹，历历可指也，曾无尺寸根据之地，惟张空拳以代人呐喊，故无往而不为人劫持，无时而不为人利用。今根基未履尽者，只余此区区片土，而人方日惎诇于其旁。当此普天同愤之时，我若不自树立，恐将有煽而用之假以张义声者，我为牛后，何以自存。幸免于此，而为独夫戮力，杯酒释兵之事，数月后行且立见，傫然为一匹夫，以坐侍ｋｕī⑧割，噬脐何及。”[3]（p27）
        在这封信中，梁启超生动地阐明了发动护国战争的原因，袁世凯政权的政治压迫愈演愈烈，到帝制发展到了极峰，所谓稳健派政治势力步步妥协退让，至此已经退无可退，让无可让，到了悬崖边缘，面临最后灭亡，如果不利用自己在西南和全国的最后一点力量奋起反抗，只有“坐待ｋｕī⑧割”，归于灭亡一途，所以梁启超与蔡锷才会在天津约定“失败呢，就死，无论如何不跑租界，不跑外国”[7]（p91），这种义无返顾的决绝的态度，在梁启超是从来没有过的，不仅空前而且绝后，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护国失败，袁世凯的黑暗统治将弥漫天地间，像他这样的人活着也没有意义了，护国战争真是改良派的决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