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早在公开发动帝制以前，梁启超对袁世凯政府就已绝望，是袁世凯为首的保守派逼迫梁启超代表的改良派不情愿地走上了革命之路
        改良派走上革命道路通常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革命形势空前高涨，保守势力已经注定灭亡的时候，改良派因其内在的进步性，决不会为旧势力殉葬，而是会顺水推舟与激进派合作，共同推翻腐朽势力，辛亥革命时期的梁启超和立宪派正是这一立场，这时改良派在革命中起辅助作用；
        另外一种情况是，当激进派力量遭受重大挫折，保守势力空前猖獗，种种复古倒退的专制统治措施使改良派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最后面临被彻底消灭的危险。这时，绝望的改良派也会拼死反抗，而且由于此时革命派势力薄弱，改良派甚至会在革命中起到领导作用，从二次革命到护国战争时期的梁启超和进步党正是经历了这一过程。
        梁启超作为一个改良派的理论家自相矛盾到了不得不偷换概念的地步，这既是他的尴尬，同时也是他的光荣，因为他从此超越了改良派理论的局限，开始了领导一次革命的辉煌一页。但是，从改良派的首领到发动革命，这样大的转变必然要经历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一个从希望到绝望的痛苦过程。
        辛亥革命以后，梁启超始终支持袁世凯，打击革命派，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出任熊希龄内阁的司法总长，实际上是熊内阁的灵魂，甚至在熊内阁下台之后，还担任币制局总裁、参政院参政等职，但是就在梁启超献计献策、积极参加袁世凯中央政权的过程中，他又处处碰壁，一事无成，逐渐认清了袁世凯独裁专制的面孔，明白了在袁世凯的统治之下，即使是温和民主派的开明专制思想也决没有实现的可能，从而陷入了深深的绝望之中，似乎除了反袁之外真的是无路可走了。这正是梁启超一派发动护国战争的思想基础。
        1914年底，梁启超在极度失望中辞去了币制局总裁的职务，这时他对袁政府的不满已经难以抑制，以至于溢于言表，这突出表现在1915年1月发表的“大中华发刊辞”中：“呜呼！我国民志气之消沉，至今而极矣……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已一空而无复余……今也取国家组织社会状态，凡百欲复辛亥以前之旧，寖假而复戊申庚子以前之旧，寖假而复戊戌甲午以前之旧。微论其不能至也，勉而至焉，将焉取之。经曰：与乱同道罔不亡。清曷为亡，而乃踵其武惟恐不肖。”[9]（p79）这篇文章不仅尖锐抨击了袁政府的复古倒退，甚至称袁政府正在踵亡清之武，将同样走向灭亡，措辞严厉之至前所未有，是一种相当决绝的态度。
        紧接着，同样在1915年1月发表的“吾今后所以报国者”，更加清晰地表达了在当时黑暗政治环境下梁启超结束其政治生涯，实际上是与袁政府断绝关系的个人立场：“吾历年之政治谭，皆败绩失据也……要之，所获之果，殊反于吾始愿所期。吾尝自讼，吾所效之劳，不足以偿所造之孽也。……顾吾至今乃确信吾国现在之政治社会，决无容政治团体活动之余地……吾政治生涯之全部，且将中止矣。[9]（p52）从这时起，梁启超不再对袁世凯政权采取合作的态度。他不但不再想参加政权，甚至觉得像在晚清那样做一个有影响的政论家间接改良政治，在当时也根本不可能了，不久以后发表的“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中有：“吾但为直接了当之一言，抉其情实，吾中国今日并国会其物而无之，则一切政谭，何缘有反响以及于政局。……又见乎每一政策之建议，其不见采用者无论也。或见采用，势必改头换面，与原议之精神，决未由吻合。就令不尔，而及其奉行之际，恒支离不可究诘，能使建议者深自怨艾，悔不如自始不建此议，尚不至流毒于世，盖吾年来此种感触泛于脑际者已不知几度。”[9]（p34、36）应该指出的是，虽然梁启超从1915年初就对袁政府采取了一种近乎断绝关系的不合作态度，表现在对袁世凯的笼络表示，如2月12日聘梁为政治顾问，3月31日聘请梁考察沿江教育事宜，梁启超均谢绝。但是，梁启超对袁世凯的不满以至于绝望，在当时不存在革命形势的情况下，还没有发展到反袁革命的阶段，梁所采取的立场，也仅仅是政治上消极无为的不合作，而把精力投入更为基础的社会文化教育方面，其积极的表示是对当时以尊孔为招牌的复古文化逆流予以抨击，比如1915年2月发表的“孔子教义实际裨益于今日国民者何在欲昌明之其道何由”一文，前称“今祀孔典礼则已颁矣，国之元首既临雍以为倡矣”，结论是“此种尊孔之法，无益而有害也”[3]（p61），点名批评了复古逆流的始作俑者袁世凯。
        1915年2月至5月日本以武力威胁向袁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谈判，似乎在梁启超一派与袁世凯的矛盾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缓和作用，期间梁启超发表的一系列关于中日交涉的政论是以批评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和日本朝野舆论为主，甚至在中方受日本最后通牒的威胁之下屈服之后也并未与袁政府为难，联系当时以黄兴为首的“欧事研究会”也提出暂缓反袁、一致对日的方针，这一点不难理解。
        中日交涉刚刚结束，暂时中断的帝制运动又有重新发起之兆，于是梁启超一派与袁世凯的矛盾又进一步发展激化起来。但是在1915年6月梁启超省亲后北归与冯国璋共同入京劝阻帝制，得到袁世凯当面明确的否定答复之后，矛盾在表面上又缓和了下来。7月份，梁启超甚至不顾黄远庸、蹇念益等友人的劝阻，进京参加宪法起草委员会。梁启超又有在政治上活动的意思，不过这一次他不再像前几年那样甘于作袁政府的附庸，而是想在极其有限的活动空间里，代替原来的国民党扮演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的角色，希望能起到一定的批评监督作用，这是一种近乎绝望的政治行动。在1915年7月的“宪法起草问题答客问”里，梁启超毫不客气地点名批评袁世凯及其手下的各级官吏，指责其破坏法律而且将来也根本无意实行法律：“法也者，非将以为装饰品也，而实践之为贵。今约法实践耶否耶，他勿细论，若第二章人民权利之诸条，若第六章之司法，若第八章之会计，自该法公布以来，何尝有一焉曾经实行者，即将来亦何尝有一焉有意实行者。条文云云，不过为政府公报上添数行墨点。……且无论法律也命令也，一切原不求其发生效力，且亦无从发生效力，上至元首，下逮极低级之官厅，随时皆得以行政处分自由变更之。”[9]（p10）
        紧接着发表于1915年7月20日的“复古思潮平议”是一篇有数的力作，文中，梁启超对袁政府数年来残灭议会、破坏司法等种种倒行逆施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清算，极其鲜明地表达了对袁政府所作所为的全面否定和坚决反对态度：“最近一二年来，上自中央地方各级机关之组织，下逮各部大小行政之措施，曷尝有一焉非尽反民国元二年之所为。岂惟民国元二年而已，前清光宣之交凡所规划所建置，无不废变停顿。……既察某制度为今后所万不可不采行，前此行之而有弊，只能求其弊之所在而更张补救之耳，若并制度其物而根本摧弃之，天下宁有此政猷。例如民选议会制度，既为今世各国所共有，且为共和国体所尤不可缺。前此议会未善，改正其选举法可也，直接间接以求政党之改良可也，厘定其权限可也，若乃并议会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例如司法独立，既天下之通义，前此法庭未善，改变其级制可也，改变其程序可也，改变其任用法可也，若并法庭其物而去之，安见其可。推之百政，莫不皆然……”[9]（p71）
        梁启超一派人物对袁世凯的绝望已经逐渐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即认为无论任何人当政，“必不至更劣于袁氏”，“盖国中任举一极恶之人，其恶决不能有加于袁氏；无论若何不适于统治中国，而其不适之程度，亦决不能有加于袁氏也。”因为袁世凯当政四年，“今日解散一党派，明日复解散一党派；今日破坏一机关，明日复破坏一机关；今日蹂躏一法律，明日复蹂躏一法律”，而“一切规复前清之旧而已，且所规复者，又清政中最黑暗最秽浊之一部分。”[4]（p11-13）。在这种政治环境下，任何开明进步的政治势力也只有面临最后灭亡而已。
        总之，在1915年8月筹安会大规模发起帝制运动前夕，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政治势力由于与袁世凯复古专制政权的不可避免的矛盾日益激化，已经从袁政府的赞助者渐趋失望以至于绝望，转化为袁政府的坚决反对者。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只要不推翻袁世凯政权，他们的政治主张就永无实现的可能，虽然在重压之下他们当时无力反抗，但是他们的不满和绝望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的程度，一旦政局有大的变动，就可能剧烈地喷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