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梁启超虽有革命思想，但是至为消极，这是改良派革命思想的特色
        改良派虽然也能像在护国运动中那样发动并且领导一场革命，但是其对革命的破坏后果看得很严重，只有在被逼迫到绝望的情势下才会极其被动地走上这一条路，这和革命派的主动出击大相径庭。如果说革命派的革命心理是“希望”，那么改良派的革命心理就是“绝望”，因为改良派从不相信革命能带来理想的结果，其发动革命只是为了避免最坏的结果而已，这是在共同革命中区分改良派和革命派的关键。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一段名言最能表达出革命派对于革命非常积极甚至过于理想主义的看法：“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8]（p178）
        相形之下，改良派在发动和领导了一场革命甚至是一场胜利的革命之后，不仅没有喜悦，心头挥之不去的却是一种因大规模流血暴力而产生的负罪感，最典型的是蔡锷的“盾鼻集序”：“西南之役，以一独夫之故动干弋于邦内，使无罪之人肝脑涂地者以万计，其间接所耗瘁尚不知纪极，天下之不祥莫过是也。而先生与锷不幸乃躬与其事……吾侪躬与于不祥之役，固宜为不祥之人也。……但使国中干城之彦，缙绅之英，惩前瑟后，鉴数年来酿乱积弱之原而拔塞之，则此等不祥之事，何至复见，则先生与锷之罪，其皆可未减也。”[3]（p1-2）又如前面引过的“云贵致各省通电代撰”：“革命之举，在国家为不祥。继尧等夙爱平和，岂有乐于兹役。”[3]（p3）
        甚至在护国战争进行之中，梁启超就已经对当时和以后的政局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悲观失望，表现出梁对革命的结果不抱任何幻想，如“致蔡松坡第五书”：“以吾所感想，此时忧在亡秦，虽云艰瘁，然有公共之向心，尚可力图搏控。神奸既殛之后，人欲横流，自兹方始……要之，今后全国大局决非坐谈之政客所能收拾，况拙于应变如鄙人者，何能为役。惟逆揣当冰山骤倾，鼎沸方始之际，终不可无人以周旋其间，谋减杀其危乱之程度……过此以往，则为演水帘洞演恶虎村之时，决无我辈插足之地。”[3]（p26）回首历史，我们不得不承认，梁启超的忧虑一一应验。护国运动虽然推翻了帝制，捍卫了共和，使横暴不可一世的独裁者袁世凯忧惧而死，举国人心大快；但同时也重新加剧了袁世凯曾经初步加以控制的国家分裂的趋势，从而开启了以后十几年军阀混战的黑暗时代。军队日日增多，国家不堪重负，人民的生命财产毫无保障，一切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都无从谈起，因而走向一次又一次更为剧烈的革命。
        【参考文献】
        [1]致高标勋等函（1915/12/13）[A].孙中山全集：第三卷[C].北京：中华书局，1984.
        [2]中华民国史：第二辑第一卷（下）[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
        [3]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三。
        [4]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
        [5]梁启超年谱长编[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6]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1904.2.14）[A].梁启超选集[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7]护国之役回顾谈[A].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
        [8]章太炎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9]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