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言辞极端。1957年，年近八旬的章氏在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苏报》案时写道：“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戴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惟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如是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当年他编辑《苏报》，偏偏“并为爆炸性之一击”。（注：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150页。）一份理应沟通各方，揭露事实，耐心说理，长期图存的报刊，却明知故犯，以漫骂代替说理，不该出现的字眼（如辱骂皇帝为小丑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呈快于一时，采取自杀性的编辑方针。
        二是情绪极端。他把排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说：“吾以为满洲之在吾中国，不可一日不去；吾同种之对满洲，不可一日不排。排满之天性，是固人人之所同，不可一人不有此目的，而其手段之如何，非所问也。”（注：章士钊：《沈荩》，《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152页。）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现排满情绪，不难理解。正如章氏所说：“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之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注：章士钊：《读〈革命军〉》，《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28页。）排满有很大的煽动力和吸引力，不但民主革命者可以接受，梦想“重睹汉官威仪”的民族主义者更衷心拥护。不过，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了民主革命与种族矛盾的界线。500多万满人中，君主和贵族到底是少数。高明的民主主义者，应该耐心启发，让各族民众携手革除中世纪的羁绊。
        三是取向极端。他曾热情赞颂邹容的《革命军》：“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注：章士钊：《读〈革命军〉》，《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28页。）这实际也是他的追求。要是说面对满族权贵的顸，以实现自由、民主为基本内容的“排满革命”尚为许多人认同的话，那么，把社会主义作为当下要求，超前的激进就十分明显了。而他向往社会主义却溢于言表：“迩来社会党之风潮，其影响所被亦广矣。锲而不舍，异日革除奴隶之中心点，非斯人殆无与归。……以今日之现势而论，则有不为奴隶之倾向者，惟强盗与社会党二者而已。……然吾料中国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之破坏，将胥（天）下而为强盗。建置之破坏，则胥天下而转移。夫于社会党二者将来之所必至，顾视吾国之运动何所底耳。”（注：章士钊：《箴奴隶》，《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58页。）简单地说，革命、排满、社会主义，就是青年章士钊的思想取向。在当时这是最前卫也是最极端的。
        民国元年回首往事，他“自悔前作新闻记者之无状”，诚恳地说：“十年前记者即滥厕言论之席，实则亦奚成为言论？特深致恨于政治之不良，感情横决，急无所择之词耳。”（注：章士钊：《记者之宣言》，《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96页。）
        一个年轻人，进入新式学堂后，那么快就成了激进的革命分子；这是偶然现象，还是不容忽视的趋势？如果是后者，其特点和原因是什么？
        章士钊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变迁，无非是19、20世纪之交思潮激荡的反映。这个变迁过程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
        决定性的因素是现实的教训。
        长期以来，支配中国人思想言论的是“天理”。“天理只是仁义理智之总名。”（注：《朱子语类》卷十三。）它所体现的纲常名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是非的绝对标准。对这一绝对权威的挑战，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通过外国传教士和留学生、出国考察人员、驻外使节、买办等人士筚路蓝缕地传播，中国人逐步知道世界上还有一套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注：参阅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五、六章，海天出版社，1992年。）一再降临的挫折，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撼朝野，推动人们加速认同新的价值观念。“人有自主之权”、“自由”、平等……逐渐成了流行语汇，成为毋庸置疑的“公理”。海内外史家大都承认，甲午战后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而所谓启蒙就是现代与中世纪的价值观念交替，用前者冲击与取代后者。
        义和团事件是第一次启蒙运动及其高潮--戊戌变法的反动；而它的失败又把这一运动推向颠峰。历史无情地证明，以纪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救不了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的一大贡献是把学西方、求富强成败的关键规定为“自由不自由”；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注：参阅拙作：《严复思想遗产三问》，《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遭受义和团事件的奇耻大辱后，人们痛定思痛，从根本上动摇了对传统天理--纪纲的信念。一个无法抗拒的变革年代终于到来。在章士钊入主《苏报》以前，该报的“学界风潮”专栏和其他各报已不断报道，学生们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准绳，不断冲击校内乃至校外体现传统纪纲的秩序。（注：参阅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71～95页。）从宣扬新思想到闹学潮，章士钊都不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但他的言行却不失为思潮变迁的侧影。
        其次，这是新的文化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成长的必然产物。
        晚清的基本问题是救亡图存。为此，不能不发展现代工商业。甲午战败，朝野上下终于认识到压制私人工商业的政策误国误民，必须改弦易辙。随之而来的是要有能提供合适人才的现代教育，要有自由交流信息的传媒和出版业……总之，公民在经济、政治、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要有充分的自由，并有相应的法治、民主、宪政等等。现代社会的诞生是一条奇怪的生长链，有一就要二、三……一个也不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