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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章士钊看20世纪中国思潮(2)

http://www.newdu.com 2017-08-28 《浙江学刊》 袁伟时 参加讨论

    一是言辞极端。1957年,年近八旬的章氏在回顾半个世纪前的《苏报》案时写道:“前清末造,士夫提倡革命,其言词之间,略无忌讳,斥戴湉为小丑,比亲贵于贼徒者,惟香港、东京之刊物能为之,在内地则不敢,抑亦不肯。洵如是者,词锋朝发,缇骑夕至,行见朋徒骇散,机关捣毁,所期者必不达”,而当年他编辑《苏报》,偏偏“并为爆炸性之一击”。(注:章士钊:《苏报案始末记叙》,《章士钊全集》,第8卷,第150页。)一份理应沟通各方,揭露事实,耐心说理,长期图存的报刊,却明知故犯,以漫骂代替说理,不该出现的字眼(如辱骂皇帝为小丑等等)一一见诸报端,呈快于一时,采取自杀性的编辑方针。
        二是情绪极端。他把排满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他说:“吾以为满洲之在吾中国,不可一日不去;吾同种之对满洲,不可一日不排。排满之天性,是固人人之所同,不可一人不有此目的,而其手段之如何,非所问也。”(注:章士钊:《沈荩》,《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152页。)在当时的环境下,出现排满情绪,不难理解。正如章氏所说:“今日世袭君主者,满人;占贵族之特权者,满人;驻防各省以压制奴隶者,满人。夫革命之事,亦岂有外乎去世袭之君主、排贵族特权、覆一切压制之策者乎?是以排满之见,实足为革命之潜势力,而今日革命者,所必不能不经之一途也。”(注:章士钊:《读〈革命军〉》,《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28页。)排满有很大的煽动力和吸引力,不但民主革命者可以接受,梦想“重睹汉官威仪”的民族主义者更衷心拥护。不过,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混同了民主革命与种族矛盾的界线。500多万满人中,君主和贵族到底是少数。高明的民主主义者,应该耐心启发,让各族民众携手革除中世纪的羁绊。
        三是取向极端。他曾热情赞颂邹容的《革命军》:“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以国民主义为干,以仇满为用……根极公理,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注:章士钊:《读〈革命军〉》,《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28页。)这实际也是他的追求。要是说面对满族权贵的顸,以实现自由、民主为基本内容的“排满革命”尚为许多人认同的话,那么,把社会主义作为当下要求,超前的激进就十分明显了。而他向往社会主义却溢于言表:“迩来社会党之风潮,其影响所被亦广矣。锲而不舍,异日革除奴隶之中心点,非斯人殆无与归。……以今日之现势而论,则有不为奴隶之倾向者,惟强盗与社会党二者而已。……然吾料中国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破坏之破坏,将胥(天)下而为强盗。建置之破坏,则胥天下而转移。夫于社会党二者将来之所必至,顾视吾国之运动何所底耳。”(注:章士钊:《箴奴隶》,《章士钊全集》,第1卷,第58页。)简单地说,革命、排满、社会主义,就是青年章士钊的思想取向。在当时这是最前卫也是最极端的。
        民国元年回首往事,他“自悔前作新闻记者之无状”,诚恳地说:“十年前记者即滥厕言论之席,实则亦奚成为言论?特深致恨于政治之不良,感情横决,急无所择之词耳。”(注:章士钊:《记者之宣言》,《章士钊全集》,第2卷,第96页。)
        一个年轻人,进入新式学堂后,那么快就成了激进的革命分子;这是偶然现象,还是不容忽视的趋势?如果是后者,其特点和原因是什么?
        章士钊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变迁,无非是19、20世纪之交思潮激荡的反映。这个变迁过程是多种因素汇合的产物。
        决定性的因素是现实的教训。
        长期以来,支配中国人思想言论的是“天理”。“天理只是仁义理智之总名。”(注:《朱子语类》卷十三。)它所体现的纲常名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是非的绝对标准。对这一绝对权威的挑战,是从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通过外国传教士和留学生、出国考察人员、驻外使节、买办等人士筚路蓝缕地传播,中国人逐步知道世界上还有一套流行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价值体系。(注:参阅拙著:《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第五、六章,海天出版社,1992年。)一再降临的挫折,特别是甲午战争的失败,震撼朝野,推动人们加速认同新的价值观念。“人有自主之权”、“自由”、平等……逐渐成了流行语汇,成为毋庸置疑的“公理”。海内外史家大都承认,甲午战后在中国出现了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而所谓启蒙就是现代与中世纪的价值观念交替,用前者冲击与取代后者。
        义和团事件是第一次启蒙运动及其高潮--戊戌变法的反动;而它的失败又把这一运动推向颠峰。历史无情地证明,以纪纲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救不了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的一大贡献是把学西方、求富强成败的关键规定为“自由不自由”;把人们的视线引向制度和价值观念层面。(注:参阅拙作:《严复思想遗产三问》,《中国现代思想散论》,广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遭受义和团事件的奇耻大辱后,人们痛定思痛,从根本上动摇了对传统天理--纪纲的信念。一个无法抗拒的变革年代终于到来。在章士钊入主《苏报》以前,该报的“学界风潮”专栏和其他各报已不断报道,学生们以自由、民主、平等为准绳,不断冲击校内乃至校外体现传统纪纲的秩序。(注:参阅桑兵:《晚清学堂学生与社会变迁》,学林出版社,1995年,第71~95页。)从宣扬新思想到闹学潮,章士钊都不是开风气之先的人物。但他的言行却不失为思潮变迁的侧影。
        其次,这是新的文化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成长的必然产物。
        晚清的基本问题是救亡图存。为此,不能不发展现代工商业。甲午战败,朝野上下终于认识到压制私人工商业的政策误国误民,必须改弦易辙。随之而来的是要有能提供合适人才的现代教育,要有自由交流信息的传媒和出版业……总之,公民在经济、政治、学术和思想文化领域要有充分的自由,并有相应的法治、民主、宪政等等。现代社会的诞生是一条奇怪的生长链,有一就要二、三……一个也不能少。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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