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并不代表英国政府的观点 罗斯福逝世后,继任总统杜鲁门很快就背弃了罗斯福关于战后三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政策,开始准备执行反苏政策。杜鲁门上台伊始即召开了白宫专门会议,与会者有陆军部长史汀生、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海军上将李海、陆军少将约翰·R·迪恩、助理国务卿詹姆斯·邓恩、驻苏大使哈里曼以及查尔斯·波伦等人。在会上杜鲁门直截了当地表示要改变对苏政策。他说:“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否则就永远别再提!”曾任美国访苏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迪恩少将及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等人更主张对苏采取强硬路线。1945年4月23日, 杜鲁门上台仅11天,就与访问美国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在波兰问题上发生了争执,美苏关系开始蒙上阴影(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第11-13页。)。 接着杜鲁门采取组织行动,把罗斯福当政时的政府部长调走或让他们辞职。1945年6月30至7月18日之间,有6位阁员被调走或辞职, 其中最着名的是更换了制定战后使德国非工业化的“摩根索计划”的小亨利·摩根索,并用贝尔纳斯代替斯退丁纽斯为国务卿。 在美国向日本长崎投掷原子弹的当天,杜鲁门就宣告东欧国家“不应是任何大国的势力范围”,公然不再顾及美苏之间的关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阿瑟·克罗克曾着文说,在1945年9月伦敦外长会议时, 杜鲁门就决定要宣布战后存在着一个分裂的世界,美国决心要对与美国对立的阵营进行圣战。克罗克写道:“那时他已下定决心,一有适当机会,只要国会和人民认为这样做合适,他就将宣布这一新的主义。有好几次他认为时机已到,但为他的一些重要顾问们所劝阻。”(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第49页。)杜鲁门对在其政府工作的官员中持不同意见的人,总是以罢免他们职务的方式来处理。例如对国务卿贝尔纳斯的处理就是这样。虽然贝尔纳斯刚担任国务卿时是赞同杜鲁门的反苏看法的,但在与苏联打交道的过程中,他感到有必要向苏联作一些妥协。1945年10月30日,贝尔纳斯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撰文,说美国“同情”苏联把中、东欧的邻国纳入更为友好的联盟中去的一切努力,“欣赏”苏联决不容忍那些蓄意采取针对苏联的安全与生活方式的政策。他要求苏联对美国在西半球的利益也采取同样克制的态度(注:卫林等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关系大事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8页。)。贝尔纳斯的文章遭到美国国务院其它官员的反对,也遭到美军总参谋长李海、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及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反对。 1945年12月,贝尔纳斯访苏,与斯大林进行了三次秘密会谈,就一些重大问题达成了实质性的协议。但是美国报刊攻击他“姑息”苏联。这件事使杜鲁门和参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范登堡十分恼火,后来贝尔纳斯为此失去了国务卿之职(注:《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从雅尔塔到越南》,第38页。)。 1946年1月,杜鲁门给贝尔纳斯一份备忘录, 说明美国要对苏采取强硬政策。杜鲁门写道:“除非让俄国看到铁拳和听到强硬的语言,否则战争就很难避免。”他强调说:“我们不应当再搞什么妥协了。……我对哄孩子似的迁就苏联人感到厌倦了。”杜鲁门称这份备忘录是美国对苏政策的新起点(注: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第552页。)。一个半月后,美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凯南从莫斯科发回那封着名的“长电报”。这封电报为杜鲁门的强硬政策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依据。因此,并不是美国领导人在看了这封电文后才制定对苏强硬政策,而是在这封电报到达之前,杜鲁门的反苏冷战政策已经内定。有没有凯南的电报,杜鲁门主义都将出台,问题只是何时出台而已。 杜鲁门很快找到了机会。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选区用列宁主义观点重申了苏联对国际关系的看法,重申了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危机与冲突不可避免的观点。这一讲话被杜鲁门利用来制造反苏舆论。此后美国反苏行动升级。 秉承杜鲁门的意志,贝尔纳斯就斯大林的讲话在纽约向国际报业俱乐部发表了重要讲话,特别申明没有主权国家的同意,任何大国无权在它国驻军,也无权在盟国还没有确定以何种方式赔款时,占有德国或原德国卫星国的财产和领土。同时,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建议派一支舰队到地中海去保护希腊与土耳其。后来美国政府以护送在战争时期死于华盛顿的土耳其驻美国大使的遗骸返回土耳其的名义,派出军舰开到伊斯坦布尔(注:Donovan,Conflict and Crisis NY,Norton, 1982,p.189.)。接着杜鲁门利用丘吉尔访美的机会,通过丘吉尔表达了美国政府的反苏政策。 1946年1月丘吉尔到美国作私人访问。 杜鲁门十分重视丘吉尔的访问。1月14日,杜鲁门接见丘吉尔,双方会谈达2小时之久。然后,美军总参谋长李海会见了丘吉尔。2月16日, 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和罗斯福总统的好友、美国有影响的金融家及向英国贷款问题的主要负责人贝纳德、巴鲁克又与丘吉尔进行了会谈。通过上述活动,丘吉尔充分了解了美国政府的对苏政策。 3月5日,丘吉尔在杜鲁门和美国国务院一些官员的陪同下到密苏里的富尔顿学院接受该学院授予他的名誉博士学位。丘吉尔在这一场合发表了着名的“铁幕”演说。在演说中,丘吉尔全面阐述了他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其内容包括美国要保守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否则如果苏联拥有这种武器,就将“威胁”世界和平。他要求英联邦中讲英语的国家与美国和英国结成同盟,反对来自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他耸人听闻地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里亚斯特已经降下了一重铁幕。在这重铁幕的后面有中、东欧各国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和索菲亚。他还说共产主义可能在意大利和法国带来“危险”,而从苏联得到命令的“第五纵队”正在全世界行动。丘吉尔警告说如果西方国家允许上述倾向继续下去,和平就不可能得到保证。他确信苏联除了力量之外不会钦慕什么,苏联不会尊重弱小者,特别不会尊重军事力量弱小者(注:Randolf S.Churchill ed., TheSinews of Peace,Post-war Speeches by Winston Churchill, London1948,pp.93-105.)。 丘吉尔的上述讲话引起了极大轰动。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的行动在西方公众心目中并非如丘吉尔所描述的那样,丘吉尔的讲话遭到了大西洋两岸人民的批评。杜鲁门不得不虚伪地否认,说他事先并不知道丘吉尔讲演的内容。但杜鲁门“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使人们更认为是杜鲁门与丘吉尔共同商定了这次讲话的内容。 丘吉尔申明他在富尔顿讲演的内容是个人的观点。但由于是杜鲁门及美国国务院官员陪同他做了这一演讲,所以他无法否认人们对他的指责,即他的讲话是杜鲁门授意的。事实上,丘吉尔的讲话稿事先经杜鲁门与贝尔纳斯看过(注:Documents on BritishPolicyOverseas ,Series I,Vol.4,document number 48,pp.151-152.)。后来丘吉尔写给英国首相艾德礼的信,也反映出他的“富尔顿讲演”表达的是美国官方的意见。在这封信中,丘吉尔说:“在经过与美国总统及其助手们几天最友好的接触后,以及在与贝尔纳斯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后”,他“毫不怀疑美国对苏联威胁的深深的不安”。丘吉尔说美国“并不准备签订让伊朗、中国东北和朝鲜被蚕食的条约,也不会牺牲土耳其、希腊而对苏联在地中海的扩张让步。”最后丘吉尔承认:“他们向我证实,与苏联达成协议的办法是显示力量与抵抗。我预言这些观点在最近的将来会在美国占主导地位。 ”(注:Documents on British PolicyOverseas, Series I,Vol.4,document number 48,pp.151-152.)上述内容充分表明,丘吉尔在富尔顿的演说至少是与美国政府商议过的。这封信写于丘吉尔发表富尔顿讲演之后,当时英国并没有表示要放弃希腊和土耳其。但丘吉尔却在信中说美国不会牺牲希、土,对苏联在地中海的扩张让步。因此可以说早在1946年3月,美国就已准备利用希、 土问题反苏。而1947年2月英国才宣布将放弃希、土。 因此不是英国利用希腊挑起冷战,而是美国利用英国放弃希腊的机会挑起冷战,英美政府并未合谋。 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并不代表英国政府的观点。相反,他的讲话引起了英国政府的不安。贝文认为丘吉尔的讲话不妥,公开谴责苏联只能起反作用。艾德礼和贝文都公开表示“铁幕”演说是私人演讲,不代表政府主张(注:K·摩根主编《执政中的工党:1945 -1951 》, 纽约1984年版,第245-246页。)。英国许多议员还在一个动议上签名,反对丘吉尔的讲话(注:《欧洲联合》,第108页。)。 苏联对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感到怀疑和愤怒,他们不相信丘吉尔的讲话代表了英国官方观点。1946年5月底, 斯大林在接见英国新任驻苏大使毛雷士·彼得森时,向他提出了这一问题。彼得森明确回答说,丘吉尔并不是作为一个政府成员在说话,他也没有受到政府的鼓励去这样做(注:Roy Douglas,From War to ColdWar, 1942 -1948, London1987,p.138.)。 “铁幕”的确是丘吉尔的语言。丘吉尔关于“铁幕”的讲话共有三次。但在前二次使用“铁幕”这个词时,丘吉尔明确是指苏联的势力范围,不是要挑起冷战。即使在富尔顿讲话中,丘吉尔也强调“铁幕”是指势力范围。关于这一点,丘吉尔1948年1月23 日在英国下院就外交问题发表讲话时做了以下说明:“那时我说,我不相信苏联政府要打仗。我说他们想要战争的果实。我指出苏俄对于东欧和中欧的严重影响--铁幕”等等(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4分册,第974页。)。 丘吉尔第一次使用“铁幕”一词出现在1945年5月13 日他给杜鲁门的电报中。但当时他并不主张反苏。正是在5月13日, 丘吉尔在伦敦发表的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演说中,还高度评价了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1945年6月4日,丘吉尔再次说:“苏联降下了一重铁幕,把我们和东边隔开”(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 卷·下部·第3分册,第836页。)。这些话当然反映出丘吉尔对苏联把中、东欧当成势力范围不满,但此时丘吉尔的主导思想是与苏联合作瓜分势力范围。例如1945年7月23日,当斯大林在招待丘吉尔的宴会上说, 苏联希望在希腊的亚历山大鲁波利斯港获得一个海军基地时,丘吉尔当即表示:“我会一贯支持俄国对于全年四季享有海上航行自由权的要求”(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下部·第3分册,第881页。 )。但是无论此时丘吉尔的想法如何,他很快于7月底下台。 此后英国的对外政策是由艾德礼政府制定而不是由丘吉尔制定,那么在1945年7 月后,工党政府是否有冷战政策呢? 四、杜鲁门主义出台前英国没有冷战政策 英国是西方国家,从意识形态出发,英国是反苏的。从地缘政治出发,英国要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但是由于英国国内的政治经济问题和其它种种问题,从战后至1947年3月美国的杜鲁门主义出台, 艾德礼政府执行的是一条与苏联合作瓜分势力范围的政策,而不是反苏政策。英国支持希腊反动政府是得到苏联默许的。作为交换,英国也不反对苏联支持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虽然后来英国无力再支持希腊反动政府,美国卷入,但这不是英国挑起冷战的阴谋,而是英国为摆脱危机和经济负担采取的一种政策,更不是丘吉尔“富尔顿讲演”精神的体现。 事实上英国缺乏反对苏联和保持庞大殖民帝国的资源,军事开支不足,因此不能执行公然反苏的政策。相反,英国被迫实行非殖民化。从希腊撤走,是艾德礼政府非殖民化政策的一个部分。 由于经济力量不足,不能支持帝国主义的侵略外交,在战争结束时,英国政府被迫作出裁军的决定。1946年6月,英军有206.8 万人, 到1947年3月31日将减少到144万人。1946年1月, 艾德礼在财政大臣道尔顿的支持下,要求再次削减这一数字。艾德礼的计划是到1946年6 月30日,英军应减少到190万,到1946年12月31日则减少到110万。艾德礼强调国内的需要远远比国防重要。 1946年3月,艾德礼要求大大削减英国在中东和埃及的义务, 撤走驻军。他说英国不可能保持在希腊的统治,他强调不能为保卫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等地而与苏联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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