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英国军方反对艾德礼的观点，他们要求保卫中东和南亚，要求控制大西洋与地中海的交通线，防止俄国在中东获得立足点。在艾德礼与军方的争论中，贝文支持军方立场，他坚持要在希腊保持英国军事力量，直到巴尔干问题得到完全解决为止（注：CAB（Cabinet）131, n. 3,18 June.）。但是在实践中，艾德礼的意见占了上风。 贝文也认识到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地位已经动摇，英国必须从地中海和中东撤退到肯尼亚至拉各斯一线。贝文还拟定了这样一个计划，并得到了艾德礼的认可。
    在财政部的压力下，无论军方观点如何，英国实际上按艾德礼的计划一步步地从殖民地撤退。此时英国已经无力维系庞大的殖民帝国，更不要说采取积极的反苏政策。英国公众是支持艾德礼的非殖民化政策的。从1945年6月到1946年4月，英国运送了数百万吨食物到德国英占区去，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同时，占领德国的费用也花费了3.2亿美元。 这对英国来说太昂贵了。当时英国经济困难，人民还在实行面包定量供应制。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公众当然不能同意在德国花这样多的钱。因此在当时也不会同意英政府为德国问题而反苏。
    英国公众反对与苏联为敌的政策。1946年10月29日，21个工党议员写信给艾德礼，敦促政府在美国“自由企业”和苏联“极权”的社会政治生活之间走中间道路。由于这些议员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的话很有分量。11月12日，英国工党议员发表了两份修正案：其一是反对和平时期征兵；其二是反对与苏联为敌（注：Roy Douglas, FromWartoCold War,1942-1948,Macmilian Press,1987,pp.142-143.）。 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英国政府内有一股反苏势力，但他们没有能左右英国的对外政策。例如英国驻苏大使F.罗伯兹在1946年3 月从莫斯科发回一封内容与美国驻苏大使乔治·凯南发回华盛顿的“长电报”电容相似的电报。但是罗伯兹的电报未能使艾德礼政府改变政策。
    1946年12月1日， 艾德礼写信指示正在出席纽约和平会议的外交大臣贝文，说英国虽有义务，但却没有能力保持这些义务，特别是不能保持在希腊的义务。同时艾德礼向英国传统的帝国主义战略提出疑问，认为英国不可能保住在中东的影响，因此他希望与苏联达成某些协议。他认为应承认希腊、土耳其、伊拉克和伊朗等国的中立。在这里，艾德礼并没有提出要利用希腊、土耳其等国反苏。而艾德礼对美国的对苏政策表示怀疑，担心美国利用英国为其战略服务（注：FO 800/475,1December 1946.）。
    艾德礼决定改变传统的英国对外政策。他希望加快印度独立和缅甸独立的步伐。1946年12月20日，他在伦敦接见了缅甸独立运动的领导人昂山。紧接着艾德礼宣布英国将放弃在中东的势力范围。艾德礼说在中东保留英国基地，代价过于昂贵，而且由于原子武器的出现，在该地区保持基地的做法已经过时。他说如果要保持在中东的影响，英国就必须向土耳其、希腊、伊朗、黎巴嫩、叙利亚和埃及等国提供经济与军事援助，其结果是英国将被拖入与俄国的争斗之中。艾德礼还进一步说，如果英国继续支持希腊，就会被指责为支持落后和反动的国家，引起与苏联的对抗。
    在艾德礼看来，俄国政权是用铁的纪律组织起来的，用革命意识形态武装起来的吸引广大人民的政府。从战略眼光来看，俄国是令人钦佩的，有能力渗入中东。英国在财力不继的情况下，企图保持在中东的影响，是一种“绝望的战略”。因此，艾德礼反复强调要寻求与俄国妥协，达成协议（注：FO 800/476.）。
    但是外交大臣贝文不同意艾德礼的上述观点，他批评艾德礼关于与苏联达成协议的观点“将是另一个慕尼黑”，而且是“世界规模上的慕尼黑”。他认为希腊和土耳其将成为另一个捷克斯洛伐克。他认为英国已经宣布了放弃印度和缅甸，如果再宣布放弃中东，就将被视为放弃英国的世界大国地位。但是贝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艾德礼的观点。
    正当贝文与艾德礼发生争论时，1947年英国经济空前恶化，迫使英国要宣布放弃希腊，艾德礼的政策得到执行。1947年英国从美国获得的贷款已经告罄，资金极度缺乏。此外，1946年冬至1947年春的雪下得特别大。1947年1月底，泰晤士河完全冰冻，火车被迫停开，公路、 港口都被冻住。由于煤运不到工厂，电力中断，生产停滞。英国政府被迫对生产、生活必需品实行严格定量供应。到2月，英国失业人口达200万。1947年2月21日，英国政府被迫宣布将在1948年大大削减经费。 同时政府向议会递交了一份《1947年经济分析》的咨文，宣布战后经济恢复的失败，并宣称这可能意味着英国国民经济的基础难于恢复。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不可能再保持其世界大国的地位。工党政府被迫放弃其海外的一些殖民地。1947年1月28日， 英国宣布缅甸不久将独立；2月18日， 在得到犹太复国主义和阿拉伯人同意在巴勒斯坦实行分治的保证后，贝文通知议会，政府准备把这一问题提交联合国；2 月20日，艾德礼郑重宣布英国将在1948年6月前撤出印度。 也正是在同一背景下，英国于2月21日通知美国政府，1947年3月31日后，英国将不再承担在希腊的政治经济责任。同时，英国将停止援助土耳其（注：FO371/61504.）。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英国放弃希、土，主要不是从冷战角度考虑，而是从国内经济不堪重负的角度考虑。因此不能说这是英国挑起冷战的一种阴谋。美国一直在伺机宣布杜鲁门主义。1947年1月， 在乔治·凯南提出的遏制政策中，就强调“希腊的陷落”将在反共国家引起惊恐和失败主义，使苏联渗入近东。因此美国将从英国手中接过希腊问题，利用希腊问题大做文章。
    这时，美国政府内的反苏气氛达到高潮。2月17日， 美国欧洲事务司代理司长约翰·希克森写了一份备忘录，明确表示要反对苏联。希克森说：“如果我们从对付希特勒中学到了什么教训的话，那就是向苏联让步只会刺激他们的胃口。”（注：Walfer HixsonandGeorgeF.Kennan,ColdWarIconoclast, 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9,pp.60-61.）这时主张对苏妥协的贝尔纳斯已被免职，由马歇尔接替。马歇尔积极主张反苏。而五角大楼则一贯主张遏制苏联，由美国接管英国在地中海与中东的势力范围，给希腊和土耳其经济和军事援助。此时美国统治集团内在反苏问题上已达成共识。
    因此当英国于2月21日通知美国，英国将放弃希腊后， 杜鲁门即认为宣布反苏的杜鲁门主义的时机已到。他说他发现了一个适合于他“怀抱已久的目的”的局势已经到来。于是他让有关人员草拟“全球性的反共政策”（注：弗莱明：《冷战及其起源：1917-1960》，纽约1961年版，第443-476页。）。同时，杜鲁门于2月21 日召开了国会与白宫最高领导人会议，研究了希腊问题和反苏问题。3月12日， 杜鲁门在国会山作了正式讲话，杜鲁门主义出台。杜鲁门的讲话强调美国对世界的“领导责任”，宣布反对苏联“极权主义”政权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圣战。杜鲁门主义的公布，标志着美国冷战政策的出台。苏联对此被迫作出反应，美苏冷战正式开始。
    五、结论
    1945年希特勒就曾预言过，第三帝国被打败后，在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运动出现以前，世界上将有两个大国相互斗争：即美国和苏联的斗争。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将使这两个大国在军事、经济和各方面进行较量（注：John Gaddis,We Now Know:RethinkingCold War History,USA,1996,p.1.）。虽然希特勒在说这番话时，目的是指西方仍需要一个强大的复兴的德国以抗衡苏联，但他的话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二战后出现的美苏之间的冷战是20世纪上半叶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冷战的起源，其原因应该从时代特点，特别是从美苏两国争霸中去探寻，而不应该从一个正在衰落的英国去寻找。美苏是冷战起源的重要因素，是内因，而英国所起的作用最多只是一种外因而已。
    冷战实际上是美苏两极格局的斗争，是二战后两个超级大国为争夺世界霸权而进行的斗争。纵观从1945年至1948年前的世界形势，由于英国的衰落，特别是艾德礼政府实行非殖民化政策，英国不仅没有实力，而且也不愿卷入与苏联的对抗之中。因此不能片面夸大英国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
    丘吉尔在1946年3月发表了“富尔顿讲演”， 但他的讲话只代表他个人和美国政府的观点。而且1948年前丘吉尔的主导思想并不是反对与苏联合作，相反他主张三大国合作。战时他就曾两次使用“铁幕”一词来描述苏联控制的国家和地区，但他仍然主张英苏合作。他的这种思想在冷战开始前一直没有改变。1948年12月10日，冷战已经开始，但丘吉尔在下院发表讲话时，仍否认他提倡反苏政策。丘吉尔说：我常常提出忠告说，“在俄国像美国一样也拥有原子弹以前，我们应当尽力跟它就一些尚未解决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从未试图为这样一种重大而严肃的谈判提出过什么预定时间。”丘吉尔坚决反驳议员齐利亚克斯的指责，即说和俄国打仗的政策就是丘吉尔的政策。丘吉尔驳斥道：“我想就这点说说清楚，这根本不是我提出来的政策--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一直热切地希望，而我至今尚未放弃这种希望。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和苏俄还可以达成一个和平的协议。”至于冷战问题，丘吉尔甚至推卸责任说：“由于我已卸任，没有能保持这种友谊的气氛，也没有能达成愉快而友好的协议，这不是我的过错”。为了证实他主张与苏联合作，还引用了1945年4月29日他写给斯大林的信的内容。在信中， 他强调要同苏联友好合作。丘吉尔说不仅在他的任上，他忠实地为英苏合作而工作，而且今后愿尽其权限所及而继续这样做。在波兰问题上，丘吉尔还向斯大林保证，英国绝对不支持一个对苏联不友好的波兰政府。他重申要遵守雅尔塔协议（注：《欧洲联合》，第337-338页。）。由此观之，丘吉尔不可能是美苏冷战的始作俑者，他顶多只是一个美国冷战政策的传声筒或敲边鼓者。
    至于英国政府在1947年2月宣布放弃希腊， 正如英国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一样，只是英国被迫实行非殖民化政策的一个部分，是英国被迫放弃在地中海势力范围的一种无可奈何的选择。英国的主要考虑并非为了冷战，而是从不堪经济重负的角度出发。
    可以说丘吉尔的“富尔顿讲演”和英国政府放弃希腊的做法是冷战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为美国公开其冷战政策提供了机会。但英国并不是冷战的始作俑者，也不是冷战形成的推动者，更不能就此说英国有积极的促成冷战形成的政策。
    最近美国着名冷战史专家盖迪斯（Gaddis）也反驳了英国是冷战的始作俑者的说法。盖迪斯在其新作《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史的重新思考》（注：盖迪斯：《我们现在知道了：对冷战史的重新思考》，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书中说，有人说英国促进了冷战，英国工党政府鼓励美国实行对苏冷战政策，丘吉尔的“铁幕”讲话加强了这一努力。还有人说贝文在1947年2月把希腊和土耳其提交给联合国， 使美国不得不卷入。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盖迪斯认为是不正确的。他认为上述说法太天真，杜鲁门及其顾问们不是傻子和幼稚的孩子。他们知道该做些什么，在什么时候做些什么。他们确信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美国的利益。盖迪斯强调，美国从未把主动权让给欧洲（注：JohnGaddis, 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USA, 1996,p. 43.）。
    盖迪斯认为冷战主要是战后美苏两大国企图统治世界，当一个国家做了一件事后，另一个国家就会采取对策，予以回应。第三国也可能卷入，但有时要受他们控制。上述观点对我们认识英国在冷战中的作用，无疑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