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唐代以后，古人对于武则天地位的看法，体现在史书编纂和史事评论中。
    五代后晋和北宋时，分别由刘煦和欧阳修、宋祁领衔，修成两部唐代正史，即《旧唐书》和《新唐书》。两书都为武则天立了本纪，都题为皇后而不称帝。两书所以要为她立纪，那是因为她是一位确确实实的统治者，她当政期间的国家大事无法回避。这一点黄永年师讲得很精辟："本纪……是以皇帝的年号来纪年的编年史"，"本纪里按年按月记载的一般都是国家大事，讲到皇帝本身，也因为皇帝在封建社会里是中央政权的首脑，重大的措施要以皇帝的名义来发号施令。至于皇帝个人的品德、生活等实际上很少讲到。"（37）那么唐人修《则天实录》和唐国史为武则天立《本纪》，也就不足为怪了。而武则天个人的经历又需要记载，沈既济已经建议过立为传，于是《新唐书》在《后妃传》中为她写了份《则天武皇后传》。《新唐书》的撰写贯彻了一字褒贬的春秋笔法和文省事增的原则，它为武则天立传，是为了纠正《旧唐书》的不足，绝不是自己违反省文原则而浪费笔墨。
    《旧唐书》成于乱世，基本上是对唐代文献的删削、编次，对文字未作统一处理，因而保留了唐代国史的的提法。关于武则天，常常称为"则天"、"则天朝"，在裴炎、朱敬则等一大批人的传中都可看到这种情况。《新唐书》对文字作了统一加工，一律称为"武后"。两书对武则天称帝都持否定态度。《新唐书》卷115狄仁杰等传的赞语即说："武后乘唐中衰，操杀生柄，劫制天下而攘神器。"
    北宋在《新唐书》之后，司马光又主持编定了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其中《唐纪》初稿由范祖禹负责。《唐纪》19-23是武则天时期的史事，起自高宗逝世后武则天临朝称制，止于张柬之政变时中宗复位。这段时期内，保留"朕"和"陛下"的称谓，但在叙述时一律称为"太后"。而其他皇帝，本书则称为"上"或"帝"。后来，范祖禹又单独编了本《唐鉴》。此书卷4记载武周时期史事，一律不称周，不用武则天年号，而系诸实际上没再使用的中宗嗣圣年号之下，先说某年某月"帝在房州"或"帝在东宫"，再说"太后"某事。范祖禹批评了"武后实有天下，不得不列于《本纪》，不没其实，所以著其恶也"的观点，解释说："天下者，唐之天下也，武氏岂得而间之"，因而"系嗣圣之年，黜武氏之号，以为母后祸乱之戒。窃取《春秋》之义，虽获罪于君子，而不辞也。"姑且不说这种驼鸟政策如何可笑，单就这一作法来说，也不是什么新货色。如前所述，唐人已经建议和实践过。早于范祖禹的北宋人孙甫所著《唐史论断》卷上也说："武后僭窃位号，唐史臣修《实录》撰《国史》，皆为立纪，名体大乱，史法大失矣"。因此，他主张把武则天时的史事记在中宗本纪中，"所以正帝统而黜僭号也。"北宋时编的《唐会要》、《册府元龟》，都依据了唐代文献，但帝王部分一概不收武则天，可见已成为定式，这样，把唐人曾肯定过的正朔，也作为伪历对待。
    然而也有不作如是观者。北宋初年，释赞宁编纂《宋高僧传》，凡是唐代和武周的僧人，都冠以"唐"、"周"字样。如卷5有《周洛京佛授记寺法藏传》，称武则天为帝。僧史不是国家控制的正史，政治色彩不浓，可以不受正统观念的限制。
    此后，不再出现记载唐周历史的书籍，《纲鉴》这类改编本除外。到了清代，人们从史事评论的角度发表了一些看法。王夫之《读通鉴论》卷21题为《中宗，伪武周氏附于内》，也是前人的故伎重演。他评论武则天时，无法否定称帝事实，但说成"武氏以妇人而窃天下"，"而唐氏之臣曾改面奉之为君。"总之，依然是伪政权。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9《武后之忍》条称"唐武后"，则连伪政权都算不上，仍是唐家妇。四库馆臣评论《宋高僧传》一书，认为"武后时人皆系之周朝，殊乖史法。"（38）近代学者陈垣从史书编纂原则出发，批评了馆臣此说，认为赞宁此书"最合史法"。武则天称帝"十五年中，事实上为周，史家岂得称之为唐。即如释明铨于天册万岁年撰《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后人为易于识别，易大周为武周可也，若必改为《大唐刊定众经目录》，岂非谬甚。"（39）陈先生这一说法极为通达。由此可见，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清朝，封建观念已完全僵化，人们只能重复前代的陈辞滥调，跳不出前人的窠臼。
    考察古人眼中的武则天地位，目的当然也包括为现在的历史研究服务。武则天建周称帝，是我国历史上切切实实的事实。必须首先承认有武周这个朝代，才能研究和描述这段历史，判定这个时期在历史长河中的地位和作用；必须首先承认武则天是位皇帝，才能一并考察她当政期间的是非功过。然而现今很多文史读物，还没有完全摆脱历史上陈腐观念的影响，或则在描述武周时期的历史时，附于唐朝之中而不交代，这还可以理解，因为武周短促，不便专门介绍；或则仍称武则天为武后，否定了她应有的皇帝地位。这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所导致的后果必然是不能客观地精确把握那段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