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明的电报是雅加达时间4月23日晚10 时（此时正值华盛顿时间当日上午）传到华盛顿的。由于事关重大，尽管当日是星期六，国务院还是上午9时30分召开会议。 美国总统新闻秘书詹姆士·哈格蒂为艾森豪威尔拟好一份声明。但副国务卿赫伯特·胡佛坚决反对总统发表声明，认为在外交上不对等。最后，在哈格蒂草案做了修改后，声明由美国国务院于当日12时发表，内容如下：“国务院获悉周恩来在万隆会议所作声明的报道。美国一向欢迎任何旨在给世界带来和平的努力，如果这种努力是真诚的。在台湾地区，我们有自由的中华民国作为盟国，美国当然坚持自由中国在任何有关该地区问题的讨论中具有平等的一席。假如共产党中国具有诚意，那么有若干明显的步骤可供其采纳，以澄清并证实其善意，包括：在上述地区立即停火；或释放美国飞行员及其他被不当拘留者；或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邀请，参加如何结束台湾问题敌对状态的讨论”。（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507页。）
    中美双方的上述声明，引起了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极度恐慌。当时，美国国务院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饶伯森正在台湾访问。当地媒介广为流传的是此行的目的是旨在向蒋介石施压，使其放弃金门和马祖。蒋介石对此感到“震惊”。而饶伯森则对国民党进行了安抚，声称：（1 ）美国将不参与使台湾中立化的计划；（2）美国将不承认红色中国；（3）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党。然而，饶伯森也转达了美国对台湾海峡局势的担心：海峡的局势如果恶化，有可能导致战争和使用原子武器。在此种情况下，如果美国要参战，有利的国内和世界舆论将是至关重要的。因此，美国希望：（1）美国和国民党不打第一枪；（2）如果美国参战，其目的是为保卫台湾，而不是沿海岛屿。（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510页。）
    此后，杜勒斯在4月26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声明， 杜勒斯声称：万隆会议看来对中共产生了“抑制”作用。中共在其“武力占领”台湾计划得不到支持的情况下，无奈地在会议最后一刻提出了一个和平解决的计划。杜勒斯称：“也许中共是在玩弄宣传的把戏”，但是，“我们打算摸清其真实动机”。在回答提问时，杜勒斯强调了美国首先希望的是海峡“停火”。在回答美国如何对待周恩来所称的“解放台湾”的问题时，杜勒斯回答：“美国并不指望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放弃各自的主张”，但美国希望的是“他们可能放弃使用武力”。（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519-520页。）
    5月9日，英国驻华代办向周恩来转递英国外相麦克米伦的口信：英国对周恩来4月23日在万隆的声明有很大的兴趣， 询问中国有无口信希望通过英国向美国转达。同日，印度尼西亚驻华使馆临时代办也向周恩来表示印尼总理愿意在中美解决台湾问题时从中斡旋。（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343-344页。）周恩来的初步意见是：他已经注意到杜勒斯的声明；至于“停火”，中国并没有向美国开战，无所谓“停火”；关于“缓和紧张局势”，周恩来称其在万隆会议上已经声明过了。（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 第562页。）5月11日至21日，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专程来华斡旋。梅农向周恩来提出三阶段解决台湾问题的设想：（1）中美双方采取措施缓和紧张局势， 中国释放美国空军人员，美国许可中国学生回国；（2）在台湾海峡造成适当的停火， 然后实现中美之间以及海峡两岸的谈判；（3）寻求台湾问题的长远解决办法。 周恩来对梅农的努力表示欢迎，表示：（1）和缓紧张局势是双方的， 中国可以允许国民党从金门和马祖撤军，但此举并不意味要承认美国对台湾侵占的合法化和“两个中国”；（2）美国有两件事情可以做， 一是取消对华禁运，二是允许留学生回国。中国也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个是根据法律程序审查美国在华犯法人员，包括美国飞行员，另一个是允许美国友好人士访华；（3 ）中国既愿意同美国谈判，也愿意同国民党集团谈判。但两个谈判性质不同，一个是国际谈判，一个是内政，属中央政府和地方当局的谈判。（注：裴坚章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49-1956》，第344-345页。）
    5月26日，周恩来向英国代办杜维廉作了正式答复。 周恩来首先将其与梅农谈话要点作了四点解释：（1）为实现中美谈判， 双方都要采取切实行动以缓解台湾海峡紧张局势；（2 ）中国政府欢迎谈判前各国所作的外交努力；（3 ）中美谈判的主要问题是和缓与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4）国民党当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加上述国际会议， 但中国政府不拒绝，相反地建议同国民党当局直接谈判。中国人民愿意尽早实现台湾问题的和平解放，这就意味着要同蒋介石谈判。至于中美谈判的具体方式和地点，周恩来认为这些都可以进一步协商。但是，既然是“国际会议”，那么，其就应该涵盖各方希望讨论的问题。（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582-583页。）
    此时，美国国内舆论对政府批评更加强烈，要求政府加大力度以促使飞行员获释的呼声更大。杜勒斯也试图使此问题尽快得到解决，以对国内有个交代。6月19日，杜勒斯陪同艾森豪威尔去机场的汽车里， 还在为此事绞尽脑汁。他提出一个通过交换“特派员”（Commissioner），直接进行谈判的办法，并得到艾森豪威尔的赞同。（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vol.II），第605页。）然而，助理国务卿饶伯森在7月1日却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特派员”具有外交身份，这样就与美国承认国民党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的政策不相一致。此举的“危险”是，其有可能被广泛理解成是“走向建立经常性外交关系第一步”。（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55-1957， vol.II），第627-628页。）杜勒斯的建议也就没有落实。 此事可见，美国外交政策的运作中，存在重重掣肘。一向亲台的饶伯森，虽然只是个助理国务卿，但在其“现管”的范围内，即使总统和国务卿的建议，他也可以设法使其改道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