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牛马放牧，邑门不闭"的太平景象的形成除了政治安定，社会秩序正常化这一原因之外，还在于"度田"使农民的田税、人口税负担相对合理，解放了生产力。这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原来控制于郡国大姓、兵长渠帅的人口是不在版籍的，他们不服国家的赋税徭役，但郡国大姓、兵长渠帅对他们的压迫剥削则比国家沉重得多，上引杜林说的"小民负官家不过身死，负兵家灭门殄世"，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度田之后，特别是平定了因度田引起的武装叛乱之后，打击了地主豪强的势力，剥夺了兵长渠帅的财产，原来深受其压迫剥削之苦的农民成了真正的国家小农，摆脱了兵长大姓的奴役。又因刘秀对"优饶豪右"的郡国二千石的严厉惩处，迫使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而一味敲榨农民的贪官污吏有所收敛，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第二，度田之后，核实了土地人口，使田税、人口税特别是田税的征收实事求是，改变了自西汉以来农民田少而税多的传统。汉代田税征收方式都是定额税制，即每亩交纳的田税额是固定不变的，但两汉征收方式有所不同。西汉是采用提封田法先计算出全国耕地总数，依据标准亩产量，定出全国田税总额，而后再分摊给各郡，由郡依次分摊各县乡，至于每户农民交纳多少田税则由地方官吏决定，所以对国家来说，田税有标准定额，对农民来说则没有统一数字可循。《汉书·地理志》谓汉哀帝元始元年"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居邑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这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不是逐一丈量的统计数字，而是依提封田法"定"出来的，即先据道里数字算出国土总面积，扣除不可垦之地后得出来的。定垦田的目的是定田税，各郡依此法定出本郡垦田数，也就定出了田税数，年终上计就以此为据，考核郡县长吏为政勤否。地方长吏在具体征税过程中，不是按每户实有土地状况，而是以户为主、以田为次的人地结合的征税方式，即有户斯有税，土地占有状况并不起决定作用。（12）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六号木牍是平里、稿上两个村子缴纳稿税的实况记录，其文云"平里户刍二十七石，田刍四石三斗七升，凡三十石三斗七升。八斗为钱，六石当稿。定二十四名六斗九升当口……"。"稿上户刍十三石，因刍一石六斗六升，凡十四石六斗六升……"。（13）稿税是田税的附加物，用作牲畜的饲料。稿税以户为主，以田为次，田税也是如此。这是西汉前期状况，此后并未改变。当然，这种人地合一以人为主的征税方式并非西汉首创，而是战国和秦朝的沿续，但是战国是土地国有制为主的时代，基本上是有人斯有土，按人征税是有其经济基础的；秦朝土地私有制刚刚确立，农民无地者甚少；降至西汉，土地兼并横行，这种税收方式的不合理性日趋严重，无地少地农民的实际田税负担比法律规定的税额不知高出多少，农民破产者日益增多。地方长吏为了保住禄位和升迁，并不管农民死活，一方面假造计书，欺骗中央，一方面刻剥细民中饱私囊，加重了农民的苦难。汉武帝就曾批评丞相石庆说："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14）计文不改就要如数交纳田税、人口税等各项赋税，更加重了无地少地农民的负担。《盐铁论·未通》云"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农民投在地主势家门下沦为依附民，地方官吏不敢得罪这些权势豪门，转而加重其余农民的赋税徭役，导致恶性循环。这种情况逾到后来逾严重，但造成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基本原因，这固然有吏治败坏的原因，也有制度的因素。这个问题，起自民间的刘秀是清楚的，但在建武初年并没有得到解决，"吏举度田，欲令多前，不种之处，亦通为租"正是西汉的继续。为了从制度上解决这一流弊，刘秀才严格度田，清查土地和人口的实际数字，解决农民的田税过重问题。尽管税率和税额没有改变，一仍西汉之旧，但由于农民是按实际占田数字纳税，其田税负担和西汉相比要轻得多，使税收体制趋于合理。尽管这种改进还存在着弊端，不管年成丰歉，土质优劣，都要纳相同的定额税，但和西汉相比已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了。上举章帝时，秦彭为山阳太守"亲度顷亩，分别肥蹐，差为三品，各立文簿，藏于乡县，"并推行全国，将农民的实纳田税额和土地质量联在一起，较刘秀时代又有改进，其基础是度田制度的推行。
    关于两汉田税征收方式的变迁问题，笔者已另有专文详论。（15）这里只讲刘秀度田与东汉初年政局的稳定、田税征收方式的改进之间的关系。尽管刘秀度田还有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通过上述探讨，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是一项强化中央集权、稳定政局、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在刘秀的所有改革措施中，此举影响最为广泛和深远，应予充分的肯定。
    注释：
    ①这个观点最早是由范文澜先生提出来的，认为"在解决土地问题上，汉光武帝完全失败了"。"从此以后，东汉朝廷向豪强势力完全屈服，不再检查垦田与户口的实数"。见范著《中国通史》第二卷17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此后的各种通史、专史著作均持此说，即使是专门研究这一问题的也沿用这一观点。如韩连琪先生在《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一文中就认为"到这次叛乱（即度田引起的叛乱）平定后，光武即向大姓让步，检核户口的事也就终止，以后终东汉之世，也再没有检核土地户口之事"，见韩著《先秦两汉史论丛》第395页，齐鲁书社1986年。近来出版的专著如林剑鸣先生《秦汉史》认为度田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因地主豪强的反对"使刘秀无计可施，最后只有让步，度田之举也就不了了之"。见该书下册21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张鹤泉在《刘秀传》一书中虽然列举了刘秀为实施度田而采取的种种镇压叛乱的措施，谓刘秀曾严厉推行度田，但仍然认为度田"是一次彻底失败的行动"，见该书254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迄今为止，只有孟素卿先生《谈谈东汉初年的度田骚动》一文对传统观点提出质疑，见《秦汉史论丛》第三辑，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②《资治通鉴》汉纪建武十六年。
    ③碑文见《文物》1974年4期。又见高文《汉碑集释》，河南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④注①引韩连琪文。
    ⑤《后汉书·桓谭传》。
    ⑥《后汉书·李忠传》。
    ⑦、⑧《后汉书·光武帝纪下》。
    ⑨《后汉书·五行志三》注引《东观书》。
    ⑩《后汉书·光武帝纪上》。
    （11）《后汉书·儒林传》。
    （12）关于提封田制和战国秦朝的田税征收方式，参阅拙作《提封田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3期；《相地而衰征新探--兼谈战国田税征收方式问题》，《人文杂志》1996年1期。
    （13）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14）《汉书·石奋传》。
    （15）见拙作《汉代田税征收方式及农民田税负担新探》，《史学月刊》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