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出生于俄国，后来移居维也纳的佩雷斯·斯摩棱斯基，反复强调犹太人是一个 精神民族，在王国被毁后，其民族性依然存在。他一方面指出，没有希伯来文就没有“ 托拉”，没有“托拉”就没有犹太民族，试图以“民族情感”的概念来取代“托拉”， 所以被称为“精神民族主义”。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的代表阿哈德·哈姆（Ahad Ha-Am）认 为，民族主义运动是“整个犹太民族应付后格托（Post-Ghetto）局势的一次伟大的、建 设性的民族努力”，民族的统一、复兴及自由发展应该成为犹太教所关注的焦点。阿哈 德·哈姆还运用社会科学特别是达尔文的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来分析民族问题，解释犹 太民族主义及民族个性，他的民族主义观念被认为是由“西方哲学和政治思想塑造而成 的，而非犹太传统的产物”。[8]（P76-77）赫茨尔在他的《犹太国》中明确指出：“我 认为，犹太人问题既不是社会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尽管有时以这种和那种形式出现 ，它还是一个民族问题。”[9]（P76）他还说，我们是一个真正的民族，一个被痛苦和磨 难凝聚在一起的民族整体，犹太国家是犹太民族的最终归宿，伴随着这个国家的出现， “一种极为优秀的犹太人将从地球上出现，马卡比家族将再度复兴”。魏兹曼对世界民 族主义运动更是大加赞赏，他在1909年1月24日的一次讲演中把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运 动称作“新黎明的希望”。1912年3月27日在致一个学生团体的演讲中，魏兹曼指出： 当犹太复国主义实现其目标之时，犹太人现在所缺乏的民族国家就会出现。这一为民族 理想而奋斗的目标不能用数学方法来计算，但我们完全可以证明它的可行性。“当未来 的、不再篡改犹太历史的史学家在描述我们这个时代时，他会说，这是一个困难的时代 ，也是一个伟大的时代。”[10]（P93）
    社会学家认为，民族主义往往以政治、社会和文化危机为背景，犹太复国主义兴起之 日正是犹太社会内忧外患之时。19世纪70至80年代，同化主义和反犹太主义从内外两个 方面瓦解着犹太阵营。犹太复国主义者把古老的回乡观念赋予时代内涵，不仅提出了解 决犹太问题的新构想，而且付之于实践，标志着犹太历史从此掀开了新的一页。犹太复 国主义作为世界民族主义运动阵营中的迟到者，在没有资金、没有地域、没有军事力量 的情况下，却依靠犹太人的坚强信念、道德说服力、灵活的领导策略及特殊的历史机遇 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预期的目标，为研究世界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新的个案。
    二、犹太复国主义强调从传统人格到现代人格的转变
    随着现代主义的兴起，欧洲人文思想界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对中世纪以来所造就的逆 来顺受、自甘屈辱、怯懦盲从的传统依附性人格进行批判，力图铸造现代人格，实现人 自身的现代化。依附性人格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宗教神学的奴役与束缚，人们把上帝的 意志看得高于一切，克制自我情欲，抛弃现世快乐，压抑人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壁 垒森严的等级制度也增强了人的依附性，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在中世纪，“我们看到 的，不再是一个独立的人了，人都是互相依赖的，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和牧 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的生活领域，都是以人身依附为 特征的”。[11]（P94）为了培养与资本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现代人格，西方人道主义思想 家，以人的感性经验和理性思维为出发点，挖掘人的主体性与能动性，用费尔巴哈的话 来表述，就是“使神学家变为人学家，从爱神者变为爱人者，从彼世的候补者变成现世 的研究者，从天上和地上的君主和贵族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奴仆，变为地上的自由和自觉 的公民”。[12]（P325）
    深受西方人文主义滋养的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家，在实现其民族理想的过程中，十分注 重批判传统犹太教戒律、与世隔绝的犹太生活及非犹太社会的敌视态度对犹太人格的严 重扭曲。对传统的犹太人格进行最猛烈抨击的是希伯来作家米嘉·约瑟夫·别尔季切夫 斯基（Micah Joseph Berdichevsky,1865-1921），他认为长期的流散生涯使犹太人失去 了“引导自己行动的广泛的能力”及“生活的完整性”，也养成了“那种本本主义的唯 智主义和卑躬屈膝地服从上帝意志的态度”。他指出：“在我们中间，人们在传统的习 俗、律法、教义和判断的重压下正奄奄一息，因为许多我们祖先传给我们的东西窒息了 灵魂”，“在历史上，犹太人成了犹太教的附庸，以色列人成了《托拉》的婢女，具体 的物质存在成了抽象的精神要素的臣属。结果，年轻的犹太人将犹太教看作是静止、狭 隘和被动的东西。”[13]（P688-699）别尔季切夫斯基呼吁当代人的使命就是要破坏这种 沉闷的气氛，从历史的重压下解脱出来，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发挥自我的创造意识， 不做谦恭顺从、畏缩不前的“最后一批犹太人”，而要成为自主、独立、具有活力与热 情的“第一批希伯来新人”。
    在巴勒斯坦的早期定居者中，犹太复国主义左翼思想家阿龙·大卫·戈登的思想影响 很大。戈登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是对犹太人意志力的挑战，长期的流散与商业生涯已 使犹太人成为轻视体力劳动的非正常的民族，要想改变这种状况，犹太人必须从头做起 ，塑造一种脚踏实地、吃苦耐劳的性格。在戈登的笔下，人、劳动、自然成了最主要的 概念，尤其是劳动成了犹太民族恢复健全心智、实现人与宇宙合一及民族复兴的基本手 段。这位留着长须、体弱多病、并不熟悉体力劳动的老人，白天坚持耕作，晚上伏案写 作。他的献身精神与工作热情激励着来自四面八方的犹太移民们，他们高唱着质朴感人 的希伯来歌曲，“我们来改造这块土地，同时也被它所改造”，以忘我的工作热情弘扬 了一种求实进取的民族精神。戈登把培养“犹太新人”作为犹太现代历史的新起点，事 实证明了他的正确性，正是“这批新人成为以色列国家奠基者中的主导力量”。[14]（P 793-794）赫茨尔强调，长期生活在隔都中的犹太人养成了一种自私的品性，“表现出了 受到不公正的裁决而长期服刑的犯人的特点”。犹太人虽然在法律条文上获得了解放， 但他们的精神与人格并没有解放，冷漠、失落、悲观甚至绝望的情绪一直笼罩着他们， 他认为犹太人所要缔造的不只是一个犹太国家，而且同时还要培养一种新犹太人。马丁 ·布伯也指出，年轻一代人的奋斗目标应该是“成为人，并且以犹太人的方式成为人” 。
    总之，犹太复国主义者关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转变的观点，对于塑造自觉能动、人 性解放的自觉人格，对促使犹太文化及犹太人自身的现代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 思想是对文艺复兴以来西方人本主义精神及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与发扬，他们的努力为 现代以色列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因为民族主义旗帜下的现代人格的确立 及与此相适应的新价值观念的认同是现代民族主义国家诞生的必须的前提与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