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犹太复国主义的最高目标是建立现代世俗国家
    现代民族主义尽管是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与社会契机下产生的，因其直接目的主要是为 了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因此具有了无可置疑的现代性。犹太复国主义也不例外，它虽 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广泛地运用国家、主权、社会、文化等现代概念提出一套理 论程式及行为规范，并通过多种方式而推广于犹太社会，从而成为一种现代意义上的意 识形态，反映了世俗犹太文化的最高水平及最新形态。犹太复国主义对现代社会理想的 建立基本上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蓝本，自由、平等、博爱是主旋律，但考虑到犹太民 族文化、民族经历及民族国家形成背景的特殊性，犹太思想家们在建构社会理想时，对 世俗主义、集体主义及自由精神等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从第一任主席赫茨尔到后来的魏兹曼、古里安都是世 俗的犹太人，他们以一系列现代社会所独有的价值观念及交往规范而不是宗教原则来证 明犹太国家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赫茨尔在《犹太国》中指出：我们要把我们的神职人员 保留在神殿之中，就像我们的职业军队要保持在军营中一样。每一个群体都可有自己的 拉比作为精神领袖，“我们尤其希望我们的拉比能够致力于为我们的理想而服务”，“ 拉比将定期从社会和犹太公司那里获得信息并解释给他们的听众”。[15]（P99）约瑟夫 ·L.布劳也分析道：“我们可以把赫茨尔的《犹太国》作为现代犹太复国主义诞生的标 志。赫茨尔的计划是全然世俗的，在他的思想中似乎没有恢复古老的宗教思想的痕迹。他是作为一个现代的世俗的民族主义者为建立一个世俗化国家而奋笔疾书的。”[16]（P 142）20年代曾担任美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主席的路易斯·利普斯基（Louis Lipsky，187 6-1963）在1946年《犹太国》英文版序言中，称赫茨尔是第一个把犹太问题作为国际问 题而提出的人，说50年前问世的《犹太国》是“第一次由一个现代犹太人用现代语言公 开表达出来的一种充满活力的观念”。赫茨尔之后的其他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也都以建 立技术先进、文明进步的现代国家为目标。
    犹太复国主义内部的不同派别尽管有这样和那样的思想分歧，但在建立世俗国家的问 题上都已达成共识，只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出现了例外。19世纪以来，随着世俗化的发 展及民族主义的兴起，犹太教正统派在对待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一部分 人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以宣传世俗主义和异端邪说为己任，是一种崇拜“人造上帝”的 危险而又可怕的现象，他们崇拜的上帝代表的是早已背离了真正上帝的现代人的意志。 但另一部分人却发扬了犹太正统派与犹太复国主义合作的传统，变通自己的信条，从宗 教的角度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他们不再固守弥赛亚观念，认为 弥赛亚的拯救是一个过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就是这个过程的开端，犹太人不必等待弥 赛亚的拯救，可以人为地促进它的降临。正是在这种弥赛亚思想的基础上，宗教犹太复 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实现了合作的愿望。诚然，希望扩大犹太教在犹太社团和未 来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阻止犹太人的世俗化倾向，也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参加犹太 复国主义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17]后来的历史证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正是因为及 时地调整了自己的弥赛亚观念，顺应了世俗化潮流这一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投身于世 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中，才奠定了犹太教正统派在伊休夫及以色列国家中的国教地位 。
    集体主义是犹太复国主义追求的另一社会理想。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群体意识是人 类从动物界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人类共有的一种本能。但由于生存环境、历 史遭际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不同，使不同民族对群体的概念有着不同的领悟与感受。从 公元前135年暴虐的罗马军团血洗圣殿到1948年以色列在炮火中诞生，犹太人的历史充 满了灾难，“剑锻打成犁铧，矛锻打成镰刀”往往只是一种遥远的期望。历史的波折、 世事的磨难，使这个饱经离散之苦的犹太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为真切地顿悟到群体的至上 与伟大，群体精神已成为犹太人求得生存与发展的传世之宝，成为他们“文化疆界”的 基本内涵，成为犹太民族凝聚力的集中体现。犹太复国主义领导者大都是精通传统文化 的大师，犹太思想中根深蒂固的群体观念在他们身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在建立未来国 家的问题上，他们毫不犹豫地扛起了集体主义的大旗。他们认为，建立犹太国并不只是 某些伟人的事情，每一个犹太人“对以色列的复兴都负有责任”，“犹太复国主义的显 著特征在于它把这一问题看成了全民性的问题，而不是个体的问题”，其最终目标必然 是整个民族的复兴与重塑。赫茨尔指出，在未来的犹太国中，犹太人将利用最新的科学 、技术和社会原则来发展自己的共同体，个人积极性将得到鼓励，但要服从于集体利益 ，犹太公民应当“在集体中确立自己的个性”。
    犹太复国主义之所以如此强调集体主义，除了传统文化的影响之外，也与巴勒斯坦地 区的客观环境密切相关。读过《圣经》的人也许还会记得那“流奶与蜜”的迦南地，可 长期以来经战火、灾害及人为的破坏，昔日的繁荣已荡然无存。19世纪中期，当马克· 吐温来到这里的时候，已找不出什么值得赞美的景物，他无奈地写道：“在所有景色凄 凉的地方中，我以为，巴勒斯坦当可首屈一指……这是一块没有希望的、令人沉闷伤心 的土地。”世代为商的犹太人，毫无农耕经验，也不习惯体力劳动，与阿拉伯人争夺牧 场与耕地的冲突又时有发生，导致了最初几次移民活动的失败。这种状况引起了犹太复 国主义领导者的担忧，他们深刻地意识到，如果这种失败再继续下去，在巴勒斯坦建立 民族之家的理想就会化为泡影。因此，他们号召移民打破个人垦植的局面，依靠集体的 力量谋求生存之路。于是，一些集体性质的生产组织“基布兹”（Kibbutz）和“莫沙夫 ”（Moshav）等纷纷建立。正是在集体主义精神的鼓舞下，移民中涌现出了一批甘愿为新 生活而献身的先锋。“这些先锋为实现新社会、新国家的梦想献出了自己的一切。他们 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以增强集体利益为乐，他们为此做出了决定性的贡献，有时甚至牺牲 自己的生命……一种强烈的使命感推动着他们前进……他们努力改造人们的心灵，争取 全面地恢复民族意志。”[18]（P348-349）
    犹太复国主义在推崇集体主义精神的同时，也极力追求自由精神的实现。平斯克认为 失去独立和祖国的犹太人成为一个幽灵似的民族，在这种状态下，犹太人不应再高谈什 么“永恒的正义”及“人类博爱”，而是要首先拯救自己，使自己获得自由与解放。早 期的领导人把复国运动看做是自法国革命以来争取自由与平等的“犹太人解放运动的最 后一个步骤”。[19]（P1）阿哈德·哈姆在1904年写的《奴役与自由》一书中即提出犹太 人的最高理想就是获得完全意义上的内在自由。赫茨尔把未来的以色列国描述为典型的 自由主义国度，在这里，宗教、道德、社会、艺术、文化等各个方面自由发展，男女完 全平等，接受免费教育，连“罪犯也不予以处罚，而是接受再教育”。以色列建国前， 在巴勒斯坦出现的一些反英武装组织，也以争取自由为旗帜。奥地利犹太人依姆伯尔创 作的一首《希望之歌》（哈蒂克瓦）在犹太复国主义者中长期流传，后来成了以色列的国 歌。这首歌的主旋律就是回归锡安、做自由之民。
    综上所述，犹太复国主义通过激发民族意识、成为大众趋向的象征而推动了犹太民族 及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也为以色列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它以犹太人的弥赛亚观念为立 足点，广泛吸取了作为异质文化的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为危机中的犹太社会提供了新的 价值认同，既保留了传统犹太教的感召力，也适应了世界现代化、世俗化潮流，并在一 定程度上缓和了传统与现代的二元结构的冲突，从而证明了“民族主义，在为统一和独 立而奋斗的社会中是一种实现现代化的力量”。[20]（P38）犹太复国主义是欧洲现代化 的产物，也是犹太文化现代化的推动力。在充分肯定这一点的同时，也必须看到，犹太 复国主义并没有摆脱民族主义的一般局限性，即对人类现代化运动的推动力与阻碍力并 存，以色列建国以后所表现出来的民族扩张主义情绪、宗教与世俗的尖锐冲突及政治现 代化的相对滞后性等，无不与这一立国之本及官方意识形态有着天然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