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呈。洪武四年五月日。（见《吏文》第9-14页，下同）
    再如宣德元年八月。汉王朱高煦（明成祖次子）反叛，《明实录·宣宗实录》中只有敕大营五军将士文：“今汉王谋为不轨，图危宗社。朕以祖宗付托之重，国家生民大计，义不得顾，亲率六军，往正其罪。尔诸将士务齐心协力，共成大功。有功者必赏，不用命者必诛，有能禽获首逆，重加爵赏。朕之此举，专为除暴安民。军行务在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若有故纵军士，扰害平民，以军法处治。”而在《明史》里，连这则敕书都没有。但在《吏文》中却有明宣宗为朱高煦反叛事专门下达的圣旨，其中讲了军民检举朱高煦的情况，以及明宣宗对处理这一事件的各项政策，这对于研究朱高煦事件后来何以迅速平定很有帮助。
    兵部为反叛事。宣德二年（1426）八月初六日早，本部尚书张本同公侯伯都督等官荣国公张辅等，于奉天门钦奉圣旨：“汉王（即朱高煦）包藏祸心，积有年岁。如今山东二司及附近府、州、军卫有司并汉府护卫余丁枚青等，通州等处民人王富、鲁斌等百余人，来奏其谋反事情。见招集无赖劫夺百姓，垛充勇士擒拿府县官员，逼胁各卫头目，拘留神机营铳手，广造军器，抢夺大（太）仆寺及民间马匹，图危宗社，贻祸生灵。其事不可枚举，是致天地鬼神不容。发其逆谋，联以祖宗付托之重，国家生命大计，义不得顾。恭告于天地宗庙社稷，亲率六军征讨。所赖将士齐心协力，各怀忠义，奋勇敌忾，大军一出，罪人必得，大功必成。恁兵部便出榜晓谕官员军民人等知道，令其各安职业，不必惊疑。凡护卫及所在附近军卫有司官员军民人等，必本忠义。一时被迫胁将父母妻子拘留下得已而从逆的，榜文到日，皆赦其罪，令各还职役。临敌之际，有能投戈解甲归顺及生擒反叛之人，或斩首来降的，即不次升赏。若有不知天命终不改悔而助反逆之人，拒敌官军，或四出摽掠，或徼截道路，攻犯城池等项的，拿住全家杀了不饶。今大军之行只为除灭反逆之人，其余良善的，纤毫不许扰害。敢有不遵号令，扰害一军一民的犯人及不严约束该管头目，一体论罪。钦此。”除钦遵外，今将圣旨事意，备云榜文。仰钦遵施行，须至榜者。（第176-177页）
    又如，成化十三年（1477）九月--十四年九月，女真与明王朝之间发生了一场为时一年的战争。明军畏敌如鼠，被动挨打，损失很大。都察院原拟对辽东军政领导人重处：对都指挥同知韩斌处“斩罪”，对都督同知欧信“杖罪充军”，对都御史陈钺，“失误军机，斩罪”。但查《明实录》、《明史》以及《清入关前史料选辑》，对这场战争均无记载。《明实录》因这一战争丢了明王朝面子，不予记载；《明史》与《清入关前史料选辑》因关系到女真的滋事侵犯，有意不加记载，但在《吏文》中却有关于这场战争（女真方面出动千余人马以上者9次，其中三千余人马的1次。五六千人马以上者2次）以及明王朝官官相护、朝廷纪律松弛的详细记录：
    辽东都司经历司抄蒙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案验，为声息事。奉都察院巡按辽东一千三百七十五号勘合劄付：“山东道呈，内府招出钦差御马监汪等题：节该钦奉敕：‘该都察院奏，查得辽东自成化十三年九月以后，节次被贼侵入辽阳、开原等处，杀害官军人畜数多，亦有不计其数者。其镇守总兵、巡抚、副参等官，平日既不能申明号令，严设备御，临期又不即领兵截杀，节制策应，以致失机误事。地方受害，却又勤兵于远，且杀近边进贡报事之人，图为避罪之计。韩斌、欧信宜问拟如津，其余俱合提问。又该六科劾奏，韩斌、欧信，寇至门庭，尚不知御。陈钺、叶达，镇守节制，当机误事。御史王崇之、杨徽，彼此参奏，情词不一，中间事恐失实。欲差官体实定夺，已允所言。特命尔同太监汪直、太子少保刑部尚书林聪备抄奏词，前去辽东，会同巡按御史量提人犯到官，将各奏内事情、逐一勘问。务要见某处某日贼入，杀害抢虏人畜实数若干；某处某官，推奸畏势，不即领兵截杀；某官某日，已受差遣，不即节制策应，并其路途远近，日期多寡，及有无误事避罪情由，俱要查究的确，问拟如律。罪轻者先行摘发，罪重并律重情轻之人，疏其功罪，明白奏来处置。中间事情，亦要从宜酌量而行，务俾朝廷赏罚，协于至公，人心帖服。钦此。钦遵。”臣等同太监汪直会同巡按监察御史杨看得都察院奏内干碍，太监韦朗、都御史陈钺俱系奉敕镇守巡抚，参将崔胜系协守辽东，周俊系分守开原，都指挥罗雄、叶广、陈雄俱系备御抚顺、沈阳、开原官员。况辽阳、开原地方切临边境，虏寇侵掠，出没不时，紧关用人防御，各宫未有更代，难便提问。量提犯人文宁等二十一名到官会问得……（下略）。
    今后，谁要研究这场战争，《吏文》中的这则史料将是必读必用的。
    三、《吏文》中明代中期以前的中朝关系史料
    关于明代的中朝关系，已故明清史研究专家商鸿逵先生曾有《明代的中朝友好关系》一文专门加以论述（载商著《明清史论著合集》。北京大学1988年10月出版），但该文的重点是“两国携手并肩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论述明万历二十年（1592），中朝共同抵抗日本丰臣秀吉对朝鲜发动的侵略战争。而对明代中期以前的中朝关系只作了很简短的叙述，引用的史料极少，但在《吏文》中却有这方面的珍贵资料。
    1.将重要情况彼此通报。
    如洪武五年（1372）七月，明太祖了解到女真强横，不守本分，立即对朝鲜陪臣张子温宣谕圣旨：“我听得女直（即女真）每（同“们”）在恁（你）地面东北，他每自古豪杰（崔注：豪纵自恣，无所检制之谓），不是守分的人有，恁去国王根底（即跟前）说着，用心堤防者，钦此。”（第81页）女真后来果如明太祖所预见的，对中朝边境屡次侵犯。成化十二年（1476）五月，朝鲜国王得知日本倭奴137艘船要到中国沿海抢掠，随即向中国报告。明王朝后“移文朝鲜国王知会，嘉其通报贼情。见其事上忠义终始不变，共享太平。”（第1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