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肯定蒋介石是一位民族主义者的基础上，对蒋介石的民族主义观进行了深入的剖析。指出了蒋在民族主义观念上的两个局限，一是前期即辛亥革命前后，他一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思想，另一方面又缺乏起码的民主意识，忽略了在当时民族与民主的内在联系。二是后期即他统治中国以后，在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的关系上，从巩固统治地位出发，蒋提出了以“攘外必先安内”为代表的重阶级利益轻民族利益的即定国策。从而导致了他在民族观上的倒退。上述两点局限不仅造成了蒋个人在政治上的悲剧，也造成了国民党的失败，成为历史上的一大教训。
    蒋介石是一位民族主义者，这在史学界已成定论。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史学研究领域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但笔者认为，这一方面的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的必要。应该看到，蒋的民族主义观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并且，这种局限性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认识这一点，无论对于正确评价蒋本人还是正确认识民国历史的发展，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总体上看，蒋介石的民族主义观从内容上可以划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从20世纪初到30年代，蒋的民族主义观从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看可概括为重主权、轻民权的民族主义。
    一般说来，所谓民族主义就是主张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外国侵略。但这对于20世纪的中国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自从《辛丑条约》签订以来，中国是封建朝廷同外国侵略势力的联合统治，清政府早已名存实亡，成为“洋人的朝廷”。因此，当时的反封建革命不仅具有民主革命的性质，更具有民族革命的性质。并且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在20世纪初的中国，完全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应该是外争主权，内争民权，即反帝反封建。
    按照这一标准去衡量，可以明显地发现20世纪初至30年代的蒋介石在维护国家主权方面是积极、彻底的，甚至是激进的；但是在对待民权问题上则显得比较保守，呈现出明显的不彻底性。
    有很多事实可以说明这一时期蒋介石在主权问题上的态度。还在少年时代，蒋介石在他的老师顾清廉的影响下，就树立了出国学军事，成才御辱，报效国家的念头。1905年，未满18岁的蒋介石东渡日本去学习军事，他想学炮兵，理由是大炮威力大，可以对付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出国的动机他讲得很清楚，他说：“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是那时看到日本以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发奋图强、战略帝俄，予我精神上最大的刺激。所以我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去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份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雪耻自强。”（注：蒋介石：《对从军学生训话》1944年1月，见《先总统蒋公全集》。）
    蒋在日本没有达到学炮兵的目的，便在1906年回国到保定陆军学堂学炮兵科，这期间，他的民族情感显得很强烈，一有机会便会爆发。有一次日本军医教官上卫生课，把一块泥土放到桌子上比喻中国，说这块泥土有四亿个微生物，就象中国的四亿人口一样。蒋一听这话，就马上离开座位，急步走上讲台，把那块泥土分成八块，送到日本教官面前大声说：“日本有五千万人，是否亦像五千万微生虫，寄生在这八分之一立方寸泥土中？”该日本教官一时惊得目瞪口呆，不知所对。（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第一册，第9页。）
    1907年，蒋为学军事第二次来到日本，到日本后，寄给他表弟一张照片，并提了一首诗，诗曰：腾腾杀气满全球，／力不如人肯且休？／光我神州完我责，／东来志岂在封侯！诗中充满了急切的民族情感。（注：王俯民：《蒋介石传》，16页。）
    1914年，蒋介石奉孙中山之命来到东北考察建立革命基地的问题，在长春铁路饭店日本军人招待会上，蒋向关东军军官们讲：“日本人如果不将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证朝鲜独立，我们国民革命运动是不能停止的。”（注：蒋介石：《整军与建军》，（1945年11月），见《蒋公全集》第二册，第1784页。）蒋的话招至日本军官们的强烈不满，第二天就通知蒋必须离开东北。
    1923年8月末，蒋介石受孙中山之命率“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访苏期间，他与苏联外交官发生争执。当时，苏联想以外蒙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与孙中山大元帅府建交，以及废除对华一切不平等条约。蒋对此反映强烈，坚决反对外蒙独立。他给苏联外交官齐契林写信说：“你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这句话，要知道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三民主义的国民党。……如果苏联有诚意，就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精神上，做到互相亲爱的协作。”（注：毛思诚：《国民十五年》第二册，第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