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在对待国家主权的态度上是一位坚决的民族主义者。但令人遗憾的是，蒋介石在民权问题上的态度却和孙中山等革命派大有差别。他表现出明显的保守性和不彻底性。需要强调的是，蒋介石并不是没有反满思想，相反，他在辛亥革命前后也曾英勇地参加过斗争，这里所指的保守性和不彻底性是指蒋介石只是单纯地反对满清的统治机器，并没有反对专制、争取民权的政治思想。对于满清王朝，他所痛恨的只是这个王朝的卖国求安，而不是这个王朝的野蛮专制。
    能够说明这一点的是：1.这一时期，与他随处可见的充满激情的民族言论相比较，有关民主的言论却很鲜见。在那个民主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万民齐呼民主共和的年代里，蒋介石却闭口不谈民主，这本身就表明了他对民主的态度。最能说明问题的是1913年蒋在日本创办了一个《军声》杂志，蒋在其发刊词中谈到了“保国之道”。他说：“夫太平洋沿岸为万国竞争之焦点者，独我中华土地耳。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权力；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是则俾斯麦所倡之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我国此次之革命，名为对内，实为对外；对外问题最重要者，为军事。”（注：《军声杂志》，1912年11月1日《发刊词》。）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蒋的保国之道即革命的内含中，只有军事，或曰富国强兵，而民主则是没有地位的。这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相去甚远。王俯民在他的《蒋介石传》中也说：“蒋对王阳明和曾国藩的书为最爱好，也最迷信，而对于西方民主主义的书，乃到康、梁的改良学说，均无兴趣；至于三民主义，他只不过以民族主义而待之，根本不知民权为何物。”（注：王俯民：《蒋介石传》，第44页）
    2.能够充分说明蒋介石没有民主观念的还有他的实际表现。从他在这一时期举止行为上看，他本人的思维方式不但不是民主型的，反而是专制型的。凡是与他一起共过事的人都觉得他太专横暴戾，往往以一己之见强加于人。对孙中山也动辄以辞职相威胁，结果弄得很难与人共事。对此，孙中山曾经写信批评过他：“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三十年来之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性刚而疾俗过甚，故常龃龉难合。然为党员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注：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上辑，第97页。）对于孙中山的批评，蒋根本听不进去，其错误观念继续发展。最为严重的是，他竟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对待革命队伍中的与他见解不同者。辛亥革命后，他竟伙同他的把兄弟陈其美将浙江著名的革命党人，光复军司令陶成章暗杀，杀陶的理由是陶与他大哥陈其美意见不合，这件事孙中山始终不知谁人所为。（注：以上数字，参见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史政局档案和何应钦著《八年抗战之经过》和《八年抗战台湾光复》两书。）从这件事足可以看出蒋对于民主的认识究竟怎样。
    总之，缺乏民主观念是蒋介石民族主义观念的一大缺撼，他不懂得，要想达到民族主义的目的，光靠“强兵”不行，还必须得“重民”。所谓“重民”就是兴民权、讲民主。只有这样，国家才能走向兴旺发达，才能实现民族主义的大目标，否则，民族主义只能是一句空话，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尤其是这样。
    后期：从30年代到70年代，蒋介石的重政权、轻民权的民族主义，
    进入30年代，蒋介石在地位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成了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最高统治者。此外，中国历史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既有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武装反抗，又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种种因素，促使蒋介石的民族主义观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转变的结果，并没有使他的民族主义走向全面，相反，却使他在重主权、轻民权的基础上进一步逆转，原本很强烈的民族意识开始降温，而这一情况则是和他对于政权的高度重视相伴而生的。
    在蒋介石刚刚成为中华民国与国民党的主宰者的时候，就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使正在忙于“剿共”的他不得不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历史逼迫他做出选择：要么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要么继续“剿共”任日人得逞。以国民党的实力，二者不可能兼顾。遗憾的是蒋选择了后者，放弃东北，继续“剿共”。他的这一选择完全是出于对政权的考虑。显然，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共产党都是蒋家王朝的心腹大患，如果停止内战，联共抗日，无疑会使共产党壮大，这对于独裁专制的蒋家王朝来说会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这种威胁在蒋介石看来比日本人更可怕。因为日本人所要的只是一个东北（当时他是这样看的），而共产党所要的是整个中国。丢了东北，他的政权仍可存在，丢了中国，他将会失去统治权力。因此，这是对于局部和整体的选择。这样考虑的结果使蒋介石选择了对外敌退让，对内敌不饶的政策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表明，当时的蒋介石把权力看得比民族利益更重要。这使他在民族观念上发生了大倒退。
    蒋为了政权牺牲主权的结果是东三省的沦陷，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本文前面讲过，蒋在1913年去东北时曾对日本关东军军官们讲到：你们若不放弃台湾和东北（对东北指特权）我们就不会停止国民革命运动。可见，两个时期，蒋在民族观念上的变化有多大。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终于联共抗日，但这绝不能说明他在民族观念上的转变，他之所以联共抗日，一方面是西安事变的影响，但从根本上说，是从整个中华民族同时也是从统治权力的角度考虑。因为，“七·七”事变以后的日本政府是把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政府做为主要对手，从而达到占领全中国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蒋的政权来说，来自于日本人的威胁远比来自共产党的要大得多。更何况，事变前的共产党刚刚结束长征，只剩下3万多人。但是，八年抗战中，为了防止共产党发展，蒋介石仍给共产党找了很多“麻烦”，直至武装进攻，（如皖南事变、曲线救国等）这些都给共产党造成严重损失而使日本政府受益匪浅。
    最使人感到遗憾的是，抗战胜利后，蒋竟对日本政府放弃战争赔偿的要求。而中国的损失除去人员伤亡不算，光财产损失以1937年的美元币值计算，共计333亿3013万6000美元，如果日本政府对此赔偿需要半个世纪才能还清。（注：王俯民：《蒋介石传》，第60页。）据说，蒋介石未对日本提出战争赔偿要求，当时主要是出于对苏联的提防，欲使日本迅速恢复以抵制苏联共产主义势力的扩张。归根到底，他是怕这种扩张的结果会导致中国共产党推翻他的统治，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的统治。如此出卖民族利益而求统治权力的巩固，其民族观念倒退到了何种地步。
    还值得一提的是，正是这位当年怒斥齐契林，反对外蒙独立的蒋介石在抗战后期却亲手签署了外蒙独立的条约。其原因是“怕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扶助中共将他推翻，或扶助中共，壮大力量将他的势力限制在长江以南，因而以外蒙独立来换取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11）统治权力和民族利益的关系如何摆布，这里可见一斑。
    抗战胜利后，蒋为了继续独裁统治，反对建立联合民主政府，置民主兴衰于不顾，重新燃起内战之火，把中华民族重新推入战争的深渊，蒋本人及其政府也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最后，蒋仍执迷不悟，为了其独裁政权苟延残喘，竟割据台湾，使中华民族至今仍不能统一，成为当代世界一大热点。
    总之，从30年代到70年代，蒋介石始终把统治权力放在民族利益之上，使他原本很强烈的民族意识降到了极点。
    综上所述，作为一位民族主义者，蒋介石的民族主义观念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这绝不仅仅是蒋个人的缺憾，而是蒋所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缺憾在蒋身上的反映，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无论是研究蒋本人还是研究民国历史，都不应忽略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