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司马光《书仪》相比，《家礼》的宗法色彩显得尤为浓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确指出了这一点：“《家礼》重宗法，此程、张、司马氏所未及。”《家礼》对宗法观念的强化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进一步突出祠堂在家礼体系中的作用。司马光《书仪》已经把影堂放到了很重要的地位，但朱熹觉得司马光做得还不够。《书仪》是把“影堂杂仪”附于最后一卷“祭仪”的末尾，因为影堂主要是祭祀祖先的场所；而《家礼》则把祠堂放在了全书之首，由“祭仪”的附录一下子上升到“通礼”的首项内容，并且对其作了详细的注释，使之成为整个家礼体系的基石。对于这样做的原因，朱熹解释说：“此篇本合在祭礼篇，今以报本返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名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乎篇端，使览者知所以先立乎大者，而凡后篇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曲折，亦有所据以考焉。”可见，朱熹已经把祠堂视作联系其整个家礼体系的主线，是高于冠、婚、丧、祭四项分礼的“通礼”。第二，特别强调宗子在家庭礼仪中的重要地位。宗子即本族世嫡长子。翻开《家礼》，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宗子”的字眼：祭礼“祭祀须是用宗子法”；冠礼“必继高祖之宗子主之”；昏礼“堂专以奉宗子”；丧礼“若宗子自为丧主，则叙立如虞祭之仪；若丧主非宗子，则宗子宗妇分立两阶之下，丧主在宗子之右，丧主妇在宗子妇之左，长则居前，少则居后”等等。明丘濬辑本《家礼》引黄瑞节云：“《家礼》以宗法为主，所谓非嫡长子不敢祭其父，皆是意也。至于冠、婚、丧、祭，莫不以宗法行其间。”在这些礼仪中，“宗子”、“非宗子”、“与宗子同居者”、“与宗子不同居者”的身份有着严格细致的区分，不同的身份有着不同的礼节和权力。朱熹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在家族中树立一个绝对的权威，使之成为家族的有力统治者。
    对家长地位的格外强调，也是宋代家礼强化宗法观念的一个举措。家长是一个家庭的管理者，而家庭则是宗族组织的最基层单位，为了使家长在宗族组织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宋代家礼赋予家长至高无上的尊严，要求所有家庭成员必须绝对服从。父母就是“严君”，父子之间如同君臣。《袁氏世范》说：“子之于父，弟之于兄，犹卒伍之于将帅，胥吏之于官曹，奴婢之于雇主。”《居家杂仪》则说：“父母怒不悦，而挞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只有通过这种严酷的禁锢方式，才能达到家庭内部的高度凝聚；而家庭内部的高度凝聚，则是实施宗法宗族统治的必备基础。
    四、宋代家礼建设的主要依据
    宋代制订家礼条文的主要依据有两个，一个是古礼，一个是俗礼。但由于古礼和俗礼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当时的家礼建设者们常常面临着从古和从俗的艰难选择。在古礼、俗礼之间寻求折中，正体现了宋代家礼思想的时代特色。
    作为封建地主官僚阶层的代表，司马光、朱熹等人对古礼有着格外深厚的情感。《书仪》很多地方都以《仪礼》、《礼记》、《大唐开元礼》为参照，书中时常可见“今从《既夕礼》”、“今从周制”、“今从《开元礼》”的字样，这些地方司马光基本上是照搬古礼。朱熹也曾在古礼上花费过很大精力，写作了《仪礼经传通解》14卷，其《家礼》虽然比《书仪》更注重世俗应用，但也不乏古礼的成分。宋代家礼建设者们有时明明知道一些古礼今已不用，可他们还是坚持写进书中。如《书仪》卷一《冠仪》明确说“冠礼之废久矣”，但司马光依然将《冠仪》列为四仪之首，这完全是出于“爱礼存羊”的心态。
    但毕竟宋代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仪礼》、《礼记》所记载的周代贵族礼仪，《开元礼》所记载的唐代品官礼仪，都无法在宋代民间得以通行。为了使自己的礼书切实可行，从而达到其推行“礼治”的目的，宋代家礼建设者们只好忍痛割爱，对古礼进行删改，使之更接近于宋代民间的社会实际。《家礼》原序说：“三代之际，礼经备矣。然其存于今者，宫廷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节，皆已不宜于世。世之君子虽或酌以古今之变，更为一时之法，然亦或详或略，无所折衷，至或遗本而务其末，缓于实而急于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犹或不能举其要，而困于贫窭者尤患其终不能有以及于礼也。熹之愚盖两病焉，是以尝独究观古今之要籍，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这说明，朱熹写作《家礼》，就是要在古礼、俗礼之间寻求一个折中点，使之既切合世用，又不违背古礼的本义。明丘濬辑本《家礼》引周复云：“《仪礼》存乎古，《家礼》通乎今；《仪礼》备其详，《家礼》举其要。盖并行而不悖也。故文公虽著《家礼》而尤拳拳于编集《仪礼》之书，遗命治丧，必令参酌《仪礼》《书仪》而行之，其意盖可见矣。”这是对朱熹折中古今礼制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在《书仪》和《家礼》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今从俗”、“且须从俗”、“可从众”、“今从便”、“以从简便”的字样。分析这些地方从俗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古制今不可知，只好从俗。如《书仪》卷四：“古笲制度汉世已不能知，今但取小箱以帛衣之皂表绯裹，以代笲，可也。”第二，古今好尚相异，故改从俗。如《书仪》卷三：“古者同牢之礼，壻在西东面，妇在东西面。盖古人尚右，故壻在西，尊之也。今人既尚左，且须从俗。”第三，古礼破费，恐贫家不能治，故从简易之俗礼。如《书仪》卷五：“古者士袭三称，大夫五称，诸侯七称，公九称；小殓，尊卑通用十九称；大殓，士三十称，大夫五十称，君百称。此非贫者所能办也，今从简易。袭用衣一称，小大殓据死者所有之衣，及亲友所燧之衣，随宜用之。”第四，古礼繁缛，不便施行，故从简便。如《家礼》卷三：“古礼有问名、纳吉，今不能尽用，止用纳采、纳币，以从简便。”第五，古今事物异制，难依古礼，姑且从俗。如《书仪》卷五：“古者小殓席于户内，设床于两楹之间。既殓，移于堂。今堂室之制异于古，且从简易，故小殓亦于中间。”第六，俗礼虽古所无，然亦合于事理，故应采纳。如《书仪》卷三：“古无壻妇交拜之仪。今世俗始相见交拜，拜至恭，亦事理之宜，不可废也。”第七，俗虽非礼，然难以遽革，故权且变通相从。如《书仪》卷七谈到世俗乱立墓碑、替死者炫耀夸饰的劣习时说：“今既不能免俗，其志文但可直叙乡里世家、官薄始终而已。”在这类习俗面前，宋代家礼建设者们往往显得无可奈何，明知非礼，却难以彻底革除，只好作些变通，抱着“有胜于无”的心态，权且相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