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攘外必先安内”，是民国史上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话题。论者常将其视作妥协投降的代名词而大加非议，但对其具体内容往往又语焉不详。其实，“攘外必先安内”从提出到成型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具体内容也因时代不同历经转换，远非几句简单的定性概括所能包涵。近年，史学界开始更认真地审视这一问题（注：参见陈先初《局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安内攘外”政策向“联共抗日”政策的演变》，《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2期； 贺新城：《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统一问题》，《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1期；李云峰、 叶扬兵：《蒋介石“安内攘外”理论的两个层次及其关系》，《史学月刊》1996年第3期。 ），提出了一些较为符合历史事实的见解，但总体看，对这一方针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及针对性、复杂性等的研究仍嫌不足。本文将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试在这些方面再作努力。
    一“攘外必先安内”的提出
    研究“攘外必先安内”，对其本身语意首先应有一个清晰了解。单纯从语意来分析，“攘外必先安内”的基点是强调先安内，将安内摆到首要位置，以安内为攘外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未否定攘外的必要性，将攘外悬为政策的基本目标。汪精卫在回答人们对该口号的责难时，曾振振有辞地从语意上辩解：“攘外是目的，不是手段。若以为必攘外，然后可以安内，那无异以攘外为安内的手段了。”（注：汪精卫：《对于黄膺白先生之回忆》， 《黄膺白先生故旧感忆录》， 台北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170页。）也就是说，先安内的判断， 是和攘外的目标相联系的，要安内必须先攘外，攘外是目的，安内是基础。
    当然，单纯的语意分析不能包容复杂的历史内容，“攘外必先安内”的语意提供了一种基本判断，但是，这种判断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及不同的背景下，其所发生的影响、作用可能截然不同；强调的重心不一样，其性质也会大异其趣。“攘外必先安内”历史和现实的发展线索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攘外必先安内”，并不是蒋介石的发明，在中国历史上其源有自。当内外交困，面临重大统治危机时，历代统治者为应付危机、维护统治，常常以安内为中心，“安内”“攘外”并举。南宋朱熹在农民起义和金兵入侵的双重压力下，就提出过先“安内”后“攘外”的方案；清王朝在内外交迫时，也以“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为方针。两者间，虽然背景、重心、内涵不尽相同，但巩固自身，再求对外的思路则是一致的。事实上，从统治者本身利益看，安内是维护统治的基本企求，是永恒的、必然的；而遇到强大外敌入侵并危及其自身统治时，攘外也势在必行。
    从历史的事实看，起码就统治者的判断言，“攘外必先安内”是建筑在外敌尚不对其统治构成致命威胁基础上的，只有这样，才会有先安内的时间，也才有可能以安内为攘外的准备。在存在选择可能的背景下，他们谈论攘外安内，或以安内为攘外之基础，或以攘外为安内之号召。而从一般意义理解，巩固自身，安定内部，是抵抗外侮的必要条件，往往更具迫切性。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通常会选择先安内，后攘外，形成所谓“内乱不已，外敌不宁”、“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基本思路。而在外敌压迫尚不急迫，国内政治又需借重民族精神时，他们也有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作出以攘外为安内之号召的选择。
    蒋介石对“攘外必先安内”的使用，就前后经历了两种不同背景。他最初提出“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是属于后一种情况。1929年，蒋对全国形式上的统一刚刚完成，当时，内有地方势力环伺于侧，中共武装崛起四方；外有不平等条约的重重枷锁及日本等列强虎视眈眈，1929年下半年，中苏又在中东路问题上发生争端。内外交困之下，蒋开始屡屡以“反帝”、取消不平等条约为辞，将攘外和安内问题并提。7月， 他数次发表讲演指出：“不平等条约已成为全国惟一之敌视，我们奋斗以求达到，固非难事，惟有一最大前提，即应永久拥护国民政府，俾有中心力量。”（注：蒋介石：《国府成立四周年感想》，南京《中央日报》1929年7月5日。）“吾人前半期革命，对象为军阀，后半期为帝国主义，军阀恶贯满盈，吾人只须以破坏工作，表示民众力量，即可打倒，但对抗帝国主义，非培养真实力量努力建设秩序，并示人以集中统一之实际不可。”（注：蒋介石：《对山东省委及民众团体训话》，南京《中央日报》1929年7月15日。）这些话， 针对不平等条约及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以“集中统一”、“建设秩序”为抵抗外侮的“最大前提”，和历史上的“安内攘外”主张若相契合。
    10月，冯玉祥部在西北称兵，同时，中苏关于中东路的争端愈趋紧张。“安内攘外”如何进行，成为时人关注焦点。10月13日，鲁省军政首领陈调元、石友三等联衔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吾国兵燹频仍，民生凋敝，近复边患日亟，共祸嚣张，凡属军人，宜如何猛省，凛煎豆燃箕之戒，策攘外安内之谋。”（注：陈调元、石友三等致南京国民党中央元电，南京《中央日报》1929年10月14日。）这一电文，虽以拥护国民党中央姿态出之，但实际很尖锐地提出，在内外交煎时，国民政府应如何于“攘外”、“安内”间作出抉择。此时，蒋介石虽口头上将安内与攘外并举，但内心对攘外并无决心和成算，或者说，对外部压力的估计并不严重，判断外敌尚不对其构成致命威胁。中东路事件甫一发生，他就指示张学良：“即使其来挑衅，则我军应照集中于预定之防御线暂取守势，万不可在边境与之对抗。”（注：蒋介石1929年7 月19日致张学良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2册，第215页。）事态恶化后又强调：“对暴俄之扰乱边境，不必以强力抵御，用彼进则我退，彼退则我进之法，以应之。而速用全力最速时期以解决西北是为要着。”（注：蒋介石1929年10月19日致张学良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2册，第248-249页。）所谓“西北”，即指冯部西北军的反蒋。显然， 蒋介石将“安内”放在首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