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致张电主张解决西北几乎同时，10月底，蒋介石连续发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呼吁。26日，蒋发表讨冯文章指出：“此次讨逆之意义，非特安内，实为攘外，盖内奸一日不除，外侮未有一日能免者也。”（注：蒋介石：《今日政府之责任与国民之地位》，南京《中央日报》1929年10月28日。）28日，又通电全国强调：“冯逆玉祥所部宋哲元、石敬亭等，当暴俄入寇之时，竟敢悍然作乱于西北，自古未有国贼在内不先去之，而能外御其侮者。中正谨于本日赴汉督师，安内攘外，皆系于今日之役。在中正奉辞伐罪，誓翦奸凶，尤望我国人并力一心，同仇敌忾，扫除建设之障碍，造成永久之和平，虽有狡焉思逞之强邻，我亦不难于撙俎之间，以制胜于万里外也。”（注：蒋介石俭电，南京《中央日报》1929年10月29日。）这是蒋氏第一次提出先安内、后攘外的口号。（注：此前学术界一般认为1931年7 月为蒋明确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时间。（参见陈存恭《从“两广事变”的和平解决探讨“安内攘外”政策》，《抗战前十年国家建设史研讨会论文集》上，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84年版，第437页；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 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02页。））当时蒋介石所说的“攘外安内”， 和人们更熟悉的30年代其大力强调时的内涵不尽相同。此时，安内对象包括共产党，但主要是针对反蒋的地方实力派；攘外则包括所有以不平等态度对华的国家，最主要的又指苏俄和日本。攘外安内，安内是绝对的中心，并以武力为基本诉求。与安内相比，攘外还只是虚晃一枪。对蒋而言，外部压力既还没有迫切到威胁其生存的程度，应付内部反对派又确须打出对外的旗帜，因此，攘外的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作为。这时其“攘外必先安内”口号和历史上以攘外为安内之号召的做法更为接近。
    蒋介石再次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是在1931年夏，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再趋紧张。由于蒋介石不断加强对中共武装力量的进攻，国共内战愈趋激烈；扣押胡汉民引发的宁粤之争也愈演愈烈，大有再起武力冲突之势；再加上当年长江流域爆发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千万灾民流离失所，政府焦头烂额。同时，日本对东北的压迫日甚一日，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接连发生。蒋介石自称当时“天灾人祸，怵目痛心”，“外侮纷来，内乱频乘”。（注：蒋介石：《为吁求和平告全国同胞书》，《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4年编印，第152页。）局面岌岌乎又有失控之势。
    严峻的内外危机又一次使蒋介石想到“攘外必先安内”。7月23 日，他通电全国强调：“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注：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149页。）认为：“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 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注：蒋介石：《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0卷，第150页。 ）这时之安内，主要已是对中共而言，反对派武装退居其次；攘外则针对日本、苏俄及对华有不平等条约和各种侵略行为的国家，主要又针对日本。安内攘外，安内仍是核心所在。
    总体而言，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国尚未遭受大举侵略的背景下，“攘外必先安内”并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实际意义和影响均较有限。攘外基本限于口号宣传，尚未真正落到实处。蒋介石重提“攘外必先安内”后一个多月，日本即乘中国“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烈反应”（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1页。）之机，发动九一八事变， 这对蒋介石武力安内政策不啻是一大讽刺。当然，也应看到，在民族危机还不十分迫切背景下，蒋介石提出攘外，以日本的潜在威胁和不平等条约为对象，虽然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作为，但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顺应民族独立、维护民族主权要求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是他借以应付时局的一种手段，也是其民族主义倾向的具体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