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政策的复杂运用
    政策的原则终究要落实到现实，而且，现实的运用也许比空泛的阐述更能体现其实质。在大方针明确的情况下，政策在具体实施中，其措施和手段常常是多变的，表现出来的内容往往比政策本身更丰富、更复杂。“攘外必先安内”在这一点上表现得至为明显。按照蒋介石自己的解释：“所谓革命外交之不同于通常外交者，即在不被动而能自动，不固执而能因应，应刚则刚，应柔则柔，能伸则伸，当屈则屈，完全以变动不居的方略来实现不可变易的目的。”（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12月。 ）这是从总的方针上谈策略与原则的统一，而事实上，蒋介石对该政策的解释及其内涵，本身就处在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中。
    30年代前期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关系最为密切的几大事件是“九一八”、“一二八”和长城抗战。蒋介石虽然在“九一八”后反复强调“攘外必先安内”，但在蒋看来，“九一八”的处理并不代表“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真义，这一判断，和当时华北、东北的特殊情势紧密相关。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获得对东北的名义控制权，实权则操于张学良之手，尤其1930年张拥兵出关助蒋击破冯阎后，势力向华北伸展，握东北及华北部分地区财、政、军权于一手，蒋对之更退避三分。日军向东北发动进攻后，蒋对抵抗缺乏信心，哀叹：“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蔽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注：蒋介石1931年9月19日日记，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75页。）而张学良则在南京中央默许下，指示所部不抵抗，坦言：“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余立时又下令收缴枪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注：张学良9 月20日之谈话，《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因此，蒋、张事后都有推脱责任之说，蒋的说法是，东北“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负责任，不过……在东三省与热河，过去都没有在革命势力之下统治着，革命的主义不能在东北宣传。照这样说，这回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我们是不能负责的。”（注：蒋介石：《对江西“剿共”中路军将领的训话》，《长城抗战史料选辑》，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83页。）张则在致胡汉民函中暗示：“负最终之责任者当别有人在。”（注：转引自杨天石《胡汉民的军事倒将密谋及胡蒋和解》，《抗日战争研究》1991年第1期。）不过，“九一八”前东北的半独立状态，究竟使蒋有推托的借口。后来他曾谈到自己“于淞沪停战之后，宣布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注：蒋介石：《苏俄在中国》，《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9卷，第61页。），将“九一八”摒于“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外，此似应别有深意。
    相对而言，一二八事变时，“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真实态度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事变爆发时，蒋虽仍是在野之身，但已实际负起领导全局的军政责任。1月30日，他发出通电， 号召全军将士“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与“暴日相周旋”。（注：蒋介石告全国将士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435页。）2月初，令张治中率中央军精锐第五军开赴前线参加战斗。 随后又主持召开徐州军事会议，部署对日抵抗，声言如日本不肯撤兵，“我方只有抵抗到底”，军事发展“究至如何程度， 均难逆料”。 （注：蒋介石1932年2月16日致宋子文电，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453页。）表现出一定的抵抗意愿。这些都表明，蒋介石虽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方针，但强调安内并不等于无条件放弃攘外。
    当然，和“攘外必先安内”基本立场相应，蒋介石此时并未真正决心与日本全面作战。战争爆发后他一再表示，只要不丧国权，不失守土，即应趁早收手，“避免再与决战”（注：何应钦转报蒋介石对沪事意见致蔡廷锴等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外交（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682页。）， 希望把事变限制在局部范围。为此，他迟迟不愿向上海增兵，避免刺激日方，即使调派第五军参战，也指示“必须让功于十九路军”，“如外间不知我八十七、八十八两师同在苦战，正吾人所求之不得者”（注：《陈布雷回忆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89页。），用心十分深密。其精神实质如他后来总结的，是“所谓节节抵抗的消极战术”（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1934年12月。），即以抵抗表明中国领土“不能无代价的放弃”（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外交评论》第3卷第11、12期合刊，1934 年12月。），而在一定的抵抗后即努力寻求妥协，尽力避免全面冲突。抵抗既有象征性，也有对日警告，使日本知难而退的意味。对蒋而言，这时他还不认为日本有全面威胁其生存的危险，对抵抗收复失地更无信心。因此，无论从威胁程度，抑或他所相信的轻重缓急，安内的重要性都超过攘外，抵抗的目标终究还是要为安内求得时间。
    安内是中心，是基本点，攘外必须在可控制的有限范围内进行，起码在30年代初，这确是蒋介石的政策基点。然而，作为当政者，蒋介石事实上不可能将其决策束缚于一个简单的判断，而必须根据形势随时调整政策，具体的时间、地点、场合，攘外安内的顺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1933年发生的长城抗战，即清晰地体现出其政策的多面性。
    东三省失陷后， 国民政府对日军下一个侵略目标热河十分重视。 1932年6月，汪精卫专程北上，与张学良商议热河问题。7、8月份， 蒋介石又多次电达张学良，提出：“热河问题，不得不从速解决，以后治乱关键全在乎此。”（注：蒋介石1932年7月5日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559页。）催促张学良先发制人，出兵控制热河，但均不见下文。8月6日，汪精卫发出鱼电，指责张氏在兵力充分和地理便利情况下，“未闻出一兵，放一矢，乃欲借抵抗之名，以事聚敛”，直言要张“辞职以谢四万万国人”（注：汪精卫致张学良鱼电，《国闻周报》第9卷第32期，1932年8月。），闹出南京政府的政坛风波。对蒋、汪这些表态虽不能估计过高，但至少反映了在严重民族危机下，其一方面以安内为重心，另方面也确有攘外的准备和行动。
    1932年底，日寇图热日急，蒋介石密备部队准备北上，同时致电张学良指出：“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注：蒋介石1932年12月25日致张学良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563页。）1933年3月热河失陷后，蒋介石北上保定，指挥长城抗战， 中央军第一次在对日战争中使用于华北战场，同时，正在江西进行的第四次“围剿”也草草收场，部分主力北调转用于华北地区。（注：当时，蒋曾明确表示：“此时以稳定抗日战线，加强北方防御，为目前之急务；至于江西剿匪，则只有付诸湘粤各军，逐渐紧迫而扑灭之。”（蒋介石1933 年3月28日日记，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88 页））战局最紧急时，蒋介石甚至拟将负责拱卫南京的最精锐部队第八十七、八十八师北调，“以为背城借一之计”（注：蒋介石1933年4月22日致何应钦电，《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74页。），准备死守平津，绝地求生。他表白：如不奋起抵抗，“不惟世界之大无吾人立足容身之地，且为千秋万世后民族之罪人”（注：蒋介石1933年3月6日致张学良、何应钦等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 第614页。），传达出他内心对政权存废、 民族兴亡乃至自身千秋毁誉的忧思。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后、“七七”前中日间进行的规模最大、时间最久的一次武力交锋，最后虽仍以中国的退让妥协告终，但中国政府的抵抗意志得到更为充分的体现，日本此后也不得不有所戒惧。
    从上述一系列事实看，“攘外必先安内”，有违背大众意愿、消极抵抗的一面，也有权衡整体国力，在当时形势下不得已的隐衷；有对内镇压和武力反共的迫切要求，也有最后关头准备起而抵抗的决心。在简单的六个字后面，体现着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内外交困局面下应付时局的一种复杂无奈的抉择。这些，既影响了抗战大业的迅速展开，又为“攘外必先安内”留下了日后向抗日方向演化的内在因素。而政策中心何时可能转向攘外方面，安内成效的判断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