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作为民族主义者，在日本的持续压力下，蒋介石的妥协终究是有限度的，“最后关头”的具体界限虽然长时间不明确，但确又是一个不会被忘却的存在。蒋的民族立场，也正是在这一原则问题得到体现。这一点，具体可从如下几方面理解：
    首先，对日妥协以民族及国民政府统治的生存权为限度。蒋坚持认为，对日妥协，是为可能要发生的攘外战争争取时间，赢得生存的必要力量和空间，即以空间换时间，以小空间换大空间，妥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谈到：“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关于如何使国家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我个人总想不出一个比较可行的办法。只有忍辱待时，巩固后方，埋头苦干。”（注：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4卷，第653页。 ）孙科也说：“吾国在此三五年中，首先当全国团结，共为国力之培养与扩充，以取得将来世界大战重要一员之资格，然后以俟国际风云之变迁，庶偿一举雪仇之素愿。”（注：孙科1933年8月1 日致冯玉祥函， 《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因此， 国民政府在对日交涉中尽最大可能地坚持不订约、不讲和、不留文字根据，力图以尽可能小的代价换取更充足的准备时间。
    其次，在复杂的形势变化中，蒋坚持不挟外力以自重，这一点，事实上也是区分民族主义者的妥协与媚外投降的关键。蒋介石的妥协是在以日本为未来敌人的情况下进行的，虽然出于复杂考虑，他有时也作出各种对日“亲善”举动，但正如日本人观察到的：“蒋介石对日阳表亲善，暗中仍作抗日准备。”（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第37页。）日本强加的生存危机使其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无法调和。尤其是30年代中期，他没有理睬日本所谓“共同防共”的诱惑，外与苏俄改善邦交，内与中共寻求接触，和日本的期望更背道而驰。1935年，蒋汪之间发生的微妙冲突，即是作为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和逐渐向媚日亲日蜕变的汪精卫之间有着本质区别的反映。（注：参见杨天石《1935年国民党内的迎汪倒胡暗潮》，《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4期。）
    第三，他确有一以贯之的对日抵抗准备的设想和行动。这一点，已有大量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公诸于世。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也曾于1936年撰文肯定：“五年来，蒋介石先生历次表示埋头苦干，忍辱负重，准备抗日，这是天下所共闻的。”（注：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生活知识》第2卷第6期，1936年8月。）
    第四，某种程度上，蒋的妥协政策也有将其作为尽可能减少损失，保存国脉，争取生存空间一种方法的考虑。汪精卫曾就此作过说明：“中国比较日本进步迟了六七十年，中国的国家力量，不能挡住日本的侵略……只能想些办法，使我们退得慢些。”“趁着这慢些，腾出一些时间来，在内政上做种种准备工作，以加强我们的抵抗力。”（注：汪精卫：《最后关头》，《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独立出版社1938年版，第8页。）蒋介石本人也不乏类似的论述， 多次提到：“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安内即所以攘外，亦即所以救国也。”（注：蒋介石：《爱民的精义与教民的宗旨》，《庐山训练集》，新中国出版社1947年版，第186页。）他屡屡自比越王勾践，以岳飞、史可法等自励， 表示要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其所进行的一系列对日抵抗准备，也证明这种表白并非毫无凭藉。虽然这种以羊饲虎政策的实际效果颇值怀疑，但其以一定的代价迟滞日本侵略步伐的用心，确也不能忽略。
    进一步分析，“最后关头”的说法从字面上看，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判断就不完全一致。“攘外必先安内”以安内为攘外的必要前提，“最后关头”则以日本的压迫程度为抵抗的依据，“最后关头”的判断和安内的成败没有必然的联系。这一提法本身就反映了蒋介石的抵抗意愿，和先安内的判断一起从不同方面构成其抵抗与妥协并用、相反相成的对日政策。而从根本上说，“攘外必先安内”不能离开最后关头的决心，否则就有可能滑向屈膝投降，“最后关头”本质上也需受到安内的制约，安内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最后关头限度的判断。
    总体看，“九一八”后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安内是中心，妥协是主基调，但妥协又有限度，“攘外必先安内”的判断和“最后关头”的提法，两者的结合点即要在妥协与抵抗、战与和之间保持一种艰难的平衡。“攘外必先安内”，有妥协的成分，也有抵抗的因素，在30年代初的中国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