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攘外”:抵抗与妥协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面对骤然迫切的攘外任务,蒋介石依然坚持并更加强调7 月间重提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注:蒋介石:《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32页。 )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注: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482页。 )在举国抗日气氛高涨,当政者或奔走呼号、声言抵抗,或犹豫迁延、噤口不言时,这一表态反映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强烈信念。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他更全力经营其所认为的安内首务--“剿共”军事,并逐步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当时应付内外变局的主要方针。1932年6月,蒋主持召开赣、 鄂、豫、皖、闽五省剿共会议,贯彻“攘外必先安内”。12月,在全国内政会议上,再次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强调“攘外一定要先安内”。(注:蒋介石:《修明内政与整饬吏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685页。 )“攘外必先安内”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 随着形势的变化,“攘外必先安内”已经具有了不同的意义。“九一八”前,将攘外悬为未来的目标还颇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期盼,而“九一八”后,攘外的迫切要求则使人们难以接受先安内的判断。在领土主权遭受野蛮侵略,民族面临生存危机背景下,坚持强调安内,和民众期盼政府维护领土主权、民族尊严的愿望确实相距太远,对民众心理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当时有人提出:“我们要救中国,首先要统一,要统一中国,就需要认真对日宣战。”(注:《抗日旬刊献辞》,《抗日旬刊》第1期,1931年9月。)强调:“因对外无策,遂益使内部涣散。”(注:《全国同胞只有一条路》,天津《大公报》1932年2月2日。)认为面对日军的狂暴侵略,只有领导全民奋起抵抗,才能团结统一,充分培养、发挥中国的内部力量。这种攘外方能安内、攘外恰是安内有效媒介的主张,和“攘外必先安内”针锋相对。 全民奋起、立即与日本全面作战的主张,对“攘外必先安内”是一个直接的挑战,与普遍的民族情绪更为接近,显然更能获得人们的同情。对这一普遍的民族情绪,蒋介石自然不会毫无了解。1929年他最初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以攘外为安内之号召时,事实上和这一思路也正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当日本占据中国大片国土,民族危机更显迫切时,他对立即奋起攘外却缺乏信心,而将现实的政策重心集中到安内上。做出这一选择,他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认为中日间的未来战争形势极为严峻,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一战。强调中国由于久经战乱,国力困乏,军事上也毫无准备,尚不具备抵御日军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在国内没有安定统一时来谋攘外,将使自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注: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67页。)因此,大规模的攘外有待国力的充实和内部的安定。这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最基本思路,几乎是历史上所有“攘外必先安内”论者必然要提到的话题,虽不完全是无的放矢,值得注意的新鲜内容并不多。 由此引申,蒋的第二点理由是强调大规模的攘外须待最后关头的来临。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他对攘外就有所谓最后关头的说明。1931 年9月,蒋谈到:“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注:蒋介石:《一致奋起共救危亡》,《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82页。)1932年底,他又在日记中写道:“非至最后关头,乃确有把握可以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存党国之时,则不作无益之牺牲。 ”(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年版,第20-21页。)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较明确的意识和较清醒的判断,认为“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之中华民族”。(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20页。)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知道, 和日本侵略者最后摊牌终究无法避免。 然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基点毕竟还是立足于先安内。蒋虽屡屡以“最后关头”为辞,表明并渲泄对日本侵略的强烈愤怒和抵抗情绪,但是根据他的说法:“以我陆海空军之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屈服而不可得。”(注: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上海《民国日报》1932年1月21日。 )抵抗毕竟是为了生存,既然抵抗尚不足以求生存,现实的道路便只能是妥协。抵抗的未来目标和妥协的现实道路在这里悄悄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最后关头”既是他在日本压迫威胁其整个生存时,将不惜牺牲、全力一战真实想法的体现;又是他退避锋芒、忍耐求和,藉以拖延摊牌时间的策略。 蒋介石活用“最后关头”的最明显体现即在忍耐的限度上,1932年初曾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谈到:“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注:《外患危紧中之政局波澜》,天津《大公报》1932年1月26日。)对蒋作出悲观的判断。确实, 即使在抵抗较为坚决的长城抗战期间,蒋对起而攘外的最后限度也没有明确想法。1932年12月,他在日记中判断:“倭寇攻热,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另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独立。”对此,其所设想的应付之法是“巩固中原极小之根据地,甚或被逼退至边区之一隅,亦必力图巩固,以为将来恢复之基”。(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35页。)可见, 蒋当时对丢失华北甚至中原地区都有心理准备。直到1935年10月,他仍然谈到:“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树立伪政权都不一定。”(注:蒋介石:《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第479页。 )正是在最后关头限度上的犹豫彷徨,开启了蒋在对日具体交涉时妥协退让的方便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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