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攘外”：抵抗与妥协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面对骤然迫切的攘外任务，蒋介石依然坚持并更加强调7 月间重提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注：蒋介石：《团结内部抵御外侮》，《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3册，第32页。 ）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注：蒋介石：《外交为无形之战争》，《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482页。 ）在举国抗日气氛高涨，当政者或奔走呼号、声言抵抗，或犹豫迁延、噤口不言时，这一表态反映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强烈信念。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他更全力经营其所认为的安内首务--“剿共”军事，并逐步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当时应付内外变局的主要方针。1932年6月，蒋主持召开赣、 鄂、豫、皖、闽五省剿共会议，贯彻“攘外必先安内”。12月，在全国内政会议上，再次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强调“攘外一定要先安内”。（注：蒋介石：《修明内政与整饬吏治》，《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0卷，第685页。 ）“攘外必先安内”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
    随着形势的变化，“攘外必先安内”已经具有了不同的意义。“九一八”前，将攘外悬为未来的目标还颇能引起人们的同情与期盼，而“九一八”后，攘外的迫切要求则使人们难以接受先安内的判断。在领土主权遭受野蛮侵略，民族面临生存危机背景下，坚持强调安内，和民众期盼政府维护领土主权、民族尊严的愿望确实相距太远，对民众心理的打击是相当沉重的。当时有人提出：“我们要救中国，首先要统一，要统一中国，就需要认真对日宣战。”（注：《抗日旬刊献辞》，《抗日旬刊》第1期，1931年9月。）强调：“因对外无策，遂益使内部涣散。”（注：《全国同胞只有一条路》，天津《大公报》1932年2月2日。）认为面对日军的狂暴侵略，只有领导全民奋起抵抗，才能团结统一，充分培养、发挥中国的内部力量。这种攘外方能安内、攘外恰是安内有效媒介的主张，和“攘外必先安内”针锋相对。
    全民奋起、立即与日本全面作战的主张，对“攘外必先安内”是一个直接的挑战，与普遍的民族情绪更为接近，显然更能获得人们的同情。对这一普遍的民族情绪，蒋介石自然不会毫无了解。1929年他最初提出“攘外必先安内”，以攘外为安内之号召时，事实上和这一思路也正有异曲同工之处。然而，当日本占据中国大片国土，民族危机更显迫切时，他对立即奋起攘外却缺乏信心，而将现实的政策重心集中到安内上。做出这一选择，他所持的理由主要有二：其一是认为中日间的未来战争形势极为严峻，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一战。强调中国由于久经战乱，国力困乏，军事上也毫无准备，尚不具备抵御日军大规模进攻的能力，在国内没有安定统一时来谋攘外，将使自身“处于腹背受敌内外夹攻的境地”，“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注：蒋介石：《革命军的责任是安内与攘外》，《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1卷，第67页。）因此，大规模的攘外有待国力的充实和内部的安定。这是“攘外必先安内”的最基本思路，几乎是历史上所有“攘外必先安内”论者必然要提到的话题，虽不完全是无的放矢，值得注意的新鲜内容并不多。
    由此引申，蒋的第二点理由是强调大规模的攘外须待最后关头的来临。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他对攘外就有所谓最后关头的说明。1931 年9月，蒋谈到：“如至国际条约信义一律无效，和平绝望，到忍耐无可忍耐，且不应忍耐之最后地步，则中央已有最后之决心与最后之准备。”（注：蒋介石：《一致奋起共救危亡》，《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第1册，第282页。）1932年底，他又在日记中写道：“非至最后关头，乃确有把握可以得到相当价值，且必可保存党国之时，则不作无益之牺牲。 ”（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6年版，第20-21页。）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蒋介石对日本的侵华野心有较明确的意识和较清醒的判断，认为“彼之处心积虑，乃企图亡我整个之中华民族”。（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20页。）作为最高统治者，他知道， 和日本侵略者最后摊牌终究无法避免。
    然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基点毕竟还是立足于先安内。蒋虽屡屡以“最后关头”为辞，表明并渲泄对日本侵略的强烈愤怒和抵抗情绪，但是根据他的说法：“以我陆海空军之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脉络悉断，虽欲屈服而不可得。”（注：蒋介石：《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上海《民国日报》1932年1月21日。 ）抵抗毕竟是为了生存，既然抵抗尚不足以求生存，现实的道路便只能是妥协。抵抗的未来目标和妥协的现实道路在这里悄悄地结合在一起。因此，“最后关头”既是他在日本压迫威胁其整个生存时，将不惜牺牲、全力一战真实想法的体现；又是他退避锋芒、忍耐求和，藉以拖延摊牌时间的策略。
    蒋介石活用“最后关头”的最明显体现即在忍耐的限度上，1932年初曾任外交部长的陈友仁谈到：“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注：《外患危紧中之政局波澜》，天津《大公报》1932年1月26日。）对蒋作出悲观的判断。确实， 即使在抵抗较为坚决的长城抗战期间，蒋对起而攘外的最后限度也没有明确想法。1932年12月，他在日记中判断：“倭寇攻热，必不能免，恐不出此三个月之内，甚或进占河北，捧溥仪入关；或另觅汉奸，作为傀儡，以伪造华北独立。”对此，其所设想的应付之法是“巩固中原极小之根据地，甚或被逼退至边区之一隅，亦必力图巩固，以为将来恢复之基”。（注：[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第35页。）可见， 蒋当时对丢失华北甚至中原地区都有心理准备。直到1935年10月，他仍然谈到：“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树立伪政权都不一定。”（注：蒋介石：《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之关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13卷，第479页。 ）正是在最后关头限度上的犹豫彷徨，开启了蒋在对日具体交涉时妥协退让的方便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