胥吏是中国封建社会中一个十分独特的群体，他们广泛分布于中央及地方各级官府内，承办各项具体事务。所谓“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注：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五《选举考八·吏道》。）胥吏既不是政府官员，也不同于平民百姓，而是介于官、民之间，为“官、民交接之枢纽。”（注：梁章钜：《退庵随笔》卷五。）他们既受制于官，又佐官治民，是官对民实施专制统治的助手和直接参与者。从这个层面上讲，胥吏又是统治集团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或主行文书、或供役驱使，曾在两宋政治中起到过积极作用，同时亦带来诸多负面影响。
    一、胥吏在国家政治中的积极作用
    表面上看，胥吏作为各级官府中的具体办事人员，只是奉命处理各项琐碎的细务，不可能有大的作为。殊不知正是这些看似琐碎的细务构成了封建国家统治的基础，因为国家的任何政策法令最终都要细化为各项具体措施，并由胥吏来加以贯彻实施，没有胥吏的参与和努力，再好的法令都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从这个意义上说，胥吏在封建官僚统治中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不容否定的。
    宋代胥吏在各级官府中所发挥的作用之大，不仅超过了隋唐，亦为明清胥吏所不及。他们虽然卑贱如奴仆，却往往能够代官理政，越权行事，逐步成为官府中的实权派。土大夫惊呼：“近时吏强官弱，官不足以制吏”（注：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甚至将官府曹司形容为“公人世界”（注：叶适：《水心别集》卷一四《吏胥》。）。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即是官僚士大夫在处理政务过程中对胥吏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官员越倚重于胥吏，则胥吏在国家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就越加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沟通上下联系，减少政策失误
    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初，有鉴于唐末五代方镇太重、君弱臣强之弊，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的建议（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卷二二一。），采取一系列措施，逐步将地方的财、政、军权收归中央，不断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形成“内重外轻”的政治格局。中央制订的各项政策及法规通过诏书形式颁至全国，地方上的各种信息也主要以奏章的形式上报朝廷。公文往来之频繁胜过以往任何时期。而公文的抄写、点检、批勘以及收发、传送等工作均为胥吏之职责。
    以中央为例，三省有都、录事，主事，令史，书令史，守当官等，负责本省文书的抄写、点检；中书省官诰院还专设书诰令史，掌书写诰命之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六一、二之四四。）。拟就的诏书、公文等再送往进奏院，由进奏官“辨其州府军监以颁下之”（注：《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一之六一、二之四四。）。同样，各地方的文书也要经胥吏之手呈报中央。在整个运行过程中，胥吏成为沟通中央与地方联系的桥梁。下情上达，为中央政策的制订提供了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三，咸平五年（1002年）十一月条载：“三司小吏贾用，自北面部署司主案代还，上封言部署兵籍机事，皆亲吏掌之，及主帅受代，即携文簿以去，使后来者无所检案，因至漏泄。”贾用所反映的情况立即引起朝廷的重视，真宗下诏，命西北面部署司，今后必须择从行使臣来负责兵马机宜之事，“勿复委亲吏”。
    宋代是科举制度成熟与兴盛时期，一大批孤寒之士得以通过竞争而进身于官的行列，其中亦不乏躬亲政事、体恤民情的良吏。但是，这些由科举入仕者大多缺乏实际处理政务的经验，一朝金榜提名出任官职后，面对繁杂的公务和形形色色的法律条款，往往会感到无所适从。正如王安石所言：“文吏高者，不过能为诗赋，及其已任，则所学非所用，政事不免决于胥吏。”（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卷二二一。）而且，官者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很难对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的痛苦与需求有深入的了解。即便是号为“亲民”的地方官员，受到任期及回避等制度的影响，很难对任职地区或部门的实际情况有深入了解。他们每到一地都是被一群胥吏拥围着，不仅在处理公务时要顾盼左右，就连对民生疾苦的了解也大多来自身边的胥吏。而胥吏则不然，作为“庶人之在官者”，他们直接来自民间，对社会现状与百姓疾苦有着比一般官员更深切、更直观的感受。因此，胥吏亦成为官僚与民众之间联系的纽带。
    再者，宋代官员的任期只有三年，有的甚至一年乃至数月即迁徙，他们往往对本司事务多不熟悉。相反，胥吏则长期在职，对各司事务了如指掌，对各项制度的利弊亦认识深刻。苏辙在任中书舍人期间，朝廷患吏员过滥，命其裁减。正当他为吏员难裁而犯难时，身边小吏白中孚为其道出了个中原因，他说：“昔铨吏止十数，今［侍郎］左选吏至数十。事加如旧，而用至数倍者，昔无重法重禄，吏通赇赂，则不欲人多分所入，故竭力勤劳而不辞；今行重法，给重禄，赇赂比旧为少，则不忌人多，而幸于少事，此吏额多少之大情也。”苏辙遂恍然有所悟（注：苏辙：《龙川略志》卷五《议定吏额》。）。另外《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宋史》卷二六七《陈恕传》、卷二九九《李溥传》亦有记载，并详言：李溥等共上七十一事，太宗览后，择四十四事“即日行之。”余下三司，令盐铁使陈恕等详议。
    上述事例说明，无论是皇帝还是大臣都意识到，胥吏司职于官府，对各部门的事务及存在的问题十分清楚，他们的意见对于统治者了解下情，避免制定政策时的主观性与盲目性多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