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憾的是，随着文官政治的形成和胥吏社会地位的日趋卑下，官僚土大夫们往往自视甚高，始终将胥吏置于自己的对立面，一味地指责、鄙视他们，自然也就不愿意去询问、倾听他们的意见。这从盐铁使陈恕“终不肯降意询问”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据《宋史·陈恕传》载：“陈恕，字仲信，洪州南昌人。少为县吏，折节读书”，后登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进士第。像他这样曾经为吏者对胥吏尚且如此鄙视，其他士大夫的态度可想而知。因此，宋代胥吏在参政与议政方面所起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2.保证政令的贯彻，维持法令的连续性
    宋代，中央所制定的各项政策法令都要颁至各级官府，最后由官府内的胥吏来具体实施。因此，国家的政令能否得到贯彻并取得成效，不仅取决于政令本身的可行度，还要取决于作为具体执行者的胥吏的努力。几乎任何一项政令从成文、颁布天下、直至最后的执行，都有大批胥吏的参与和努力。
    特别是随着中央集权的不断加强，国家先后制订出许多专门的行政法规来规范各部门的工作。如熙宁九年（1076年），命权御使中丞邓润甫“详定一司、一务、一路、一州、一县敕。”（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八、卷五三、卷五六、卷一八。）法令条文的日益繁密，使官员在处理政务时的自主权限较之以往大大缩小，官员遇事必先依法循例然后施行，或上报中央裁决。对此，官僚士大夫多有不满。咸平五年（1002年），侍御史知杂事田锡上书言：“密院、中书，政出吏胥。行遣只检旧例，无旧例则不行。”（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八、卷五三、卷五六、卷一八。）元祐五年（1090年），翰林学士承旨苏颂亦上书，对省曹寺监法令之繁密提出批评，曰：“今日之弊，良由关防伤于太密，而画一伤于太烦，则难于通融。盖省台寺监，万务所革，置长立贰，承之以僚属，所以裁处事务，助成至治也。而官不任职，每事立条，事务日新，欲以有司之文而尽天下之务，虽使皋陶制法，萧何造律，势不能遍。况百司所职条目不同，而一司之间又有细务，或通于彼而碍于此。”（注：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一六《论省曹寺监法令严密乞改从简便》。）苏颂所说的“关防”即指各种法律条文，认为正是由于法规太过烦琐，为官者不能尽知其详，遇事难以裁处，只得依靠精通律令的胥吏。
    应该说，国家制定详细的法规，依法进行管理，即可以使官员在执行政务时减少主观色彩，避免由此而产生的工作失误和腐败行为；亦有利于中央集权统治。然若论对各部门法令的熟知程度，则官远不如吏。“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其官虽贵也，其人虽贤也，然而非法无决，非例无行也。骤而问之，不若吏之素也；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举而归之吏。”（注：《水心别集》卷一五《上殿札子》。）北宋前期，“閤门仪制多出胥吏之言。”直到真宗朝，始命翰林学土梁灏等“别加删修”（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八、卷五三、卷五六、卷一八。）。既然胥吏熟知法令，而官多不能详，遇制令有不合法度时，士大夫亦多归咎于吏而不责之官。太平兴国二年（977年），诏翰林学士、户部侍郎李昉兼判太常寺。昉归语其子曰：“堂吏不知典故，岂有为丞郎而判寺乎。若言判寺，自丞以下至簿皆可判也，何暇别命官乎。”子问：“凡制敕所出，必自宰相。今言堂吏不知典故，何也？”昉曰：“命官判寺，宰相必不经心，惟堂吏举近例，使押字耳。”（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八、卷五三、卷五六、卷一八。）
    之所以会出现官不知法而吏知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涉及到国家对官与吏管理模式的不同，亦关乎官僚士大夫对政事的态度，“儒则从事于诵说章句之末，而目吏为俗也；吏则从事于法律刀笔之陋，而目儒为腐也。”（注：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卷八《儒吏》。）也就是说，士大夫专心学术而无心细务；胥吏则专于俗事而详知法典。洪迈曰：“京师盛时，诸司老吏类多识事体，习典故。翰院有孔目吏，每学士制草出，必据案细读，疑误辄告。”（注：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五《京师老吏》。）胥吏长期在官府内从事诸如抄写、誊录之类的具体事务，年深日久，对本部门内的各项法令自然详熟。
    正是由于胥吏对法令典故的熟悉，使得他们在保证各项法令的贯彻与实施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官员无论愿意与否，在依法行事时都不得不依靠这些刀笔之吏。南宋初，原有图书典籍散失殆尽，高宗遂“命百司省记条制行之”。（注：《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六。）当时，随宗室南下的三省胥吏仅二百五十人（注：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二《省部枢密院吏额》。）。他们将自己所熟知的旧令故典记录下来，称作“省记条”，作为制定政令的参考（注：庄绰：《鸡肋编》卷中。）。绍兴元年（1131年），修成《绍兴敕令格式》，“而吏胥省记条，亦复引用。”（注：《宋史》卷一九九《刑法一》；《中兴小记》卷一五。）国家按胥吏省记条制行事，引起士大夫的强烈反对，认为“法令具在，奸吏犹得侮之，今一切听其省记，顾欺弊何所不有。”（注：刘一止：《苕溪集》卷一二《论尚书六曹及百司法令之弊》。）尽管如此，胥吏在维持国家法令的连续性方面还是起到了重要作用。
    3.维系社会安定，稳固专制统治
    胥吏作为官府内从事各项具体事务的办事人员，不仅在官与民众之间起着沟通与联系的桥梁作用，而且他们是辅佐官员来治理民众的，代表了政府的立场与观点。国家的各项法令制度主要是通过胥吏来奉行于民间，民众也主要是通过胥吏的工作来感受到皇恩浩大。胥吏的行为直接影响到百姓对统治集团或认同或不满的态度；百姓对统治者的态度又直接关系到社会的安定与否。俗语说“官逼民反”，而官对民的逼迫与欺压也主要是经胥吏之手来实施的。两宋统治能够维系三百二十年，正好说明胥吏在维护社会安定、稳固统治方面曾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