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占卜与社会
    宋代同前代相比，占卜被社会各阶层更加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与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相适应，宋代的占卜又有其不同于前代的特点。前代，人们集中地为选择所谓“黄道吉日”而运用占卜；宋代，人们更多地为预测自己的前程与命运而求助占卜。理学家程颐对此早有发觉，他敏锐而明确地指出：“古者卜筮，将以决疑也。今之卜筮则不然，计其命之穷通，校其身之达否而已矣。”[13]（《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占卜从注重“决疑”到侧重“计命”，足以反映唐宋之际的社会变迁。这一变化突出地表现在宋代社会生活的以下三个领域。
    其一，科举。与唐代相比，宋代科举的地位又有提高，成为朝廷选拔官员最主要的途径。司马光说：“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土及第者不得美官。”[14]（卷五《贡院乞逐路取人状》）人们特别看重科举，科场竞争格外激烈。宋神宗时，尚书左丞蒲宗孟指出：“举天下而计之，三年之间，率多数十万人而取三四百也。”[15]（卷一百三十六《用人》）依此计算，科举录取率低至1‰左右。当时，不仅“世人获甲科者绝少”[16]（卷十二），而且偶然性极大，饱学之士名落孙山的事时有发生。参与科场竞争的士人在感叹“功名富贵真难致”[12]（支丁卷六《南陵仙隐客》）之余，只得求助于所谓“神灵”以及占卜。因此，名山大刹“每当科举岁，士人祷祈，赴之如织”[12]（支丁卷八《陈尧咨梦》）。同时，“京师卖卜者，唯利举场时”[17）（卷七十三《卜者》）。如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适逢省试，开封“相国寺一相士，以技显，其肆如市，大抵多举子询扣得失”[12]（支丁卷七《丁湜科名》）。卜者每遇这一发财良机，“举人占得失，取之各有术”。他们敛财的方式不外两种。一是一概说是，可贪近财。“有求目下之利者，凡有人问，皆曰必得，士人乐得所闻，竞往问之”。二是一律说不，可图远利。“有邀以后之利者，凡有人问，悉曰不得，下第者常过十分之七。皆以谓术精而言直，后举获倍，有因此著名，终身享利者”[17]（卷七十三《卜者》）。真可谓左右逢源，说是说不，都能骗钱。不少卜者趁机大敲竹杠。如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临安一相士断言汪应辰必中状元，但开出天价，“吾言不妄，当与我五万钱”[12]（支戊卷十《李汪二公卜相》）。一言以蔽之，宋代的科举考试之年正是占卜之风最盛之时。
    其二，婚姻。古人将婚姻视为“人伦之首”，作为“终身大事”。占卜早巳运用于婚姻。其主要用途有两种：一是预测男女双方的属相是否相克；二是选择吉日，确定婚期。除上述两种而外，占卜在宋代普遍被人们运用于预测男女双方，特别是男方的未来前程，以便选择配偶，尤其是女婿。相传，仁宗初期的宰相晏殊挑选仁宗后期的宰相富弼做女婿，靠的是会看相的王青。他一看就料定，还是个穷书生的富弼“须做宰相，明年状元及第”[18]（卷上）。仁宗前期的宰相吕夷简青年时代被知福州马亮招为女婿，则是由于马亮本人“善相人”[18]（卷下）。据说，南宋中期的儒将赵方早年穷愁潦倒，且“奇形古貌，眼有大小”。但是，卜者认为这是一副贵人相，“一眼大，一眼小，大者观于地，小者视四表”。岳阳（今属湖南）富人胡氏听信卜者之言，不顾妻子反对，以女“妻之”[19]（前集卷二《赵方异相》）。南宋末年的宰相陈宜中被一位商人选为女婿，则是由于这位商人本人会占卜。他“推其生时，以为当大贵，以女妻之”[4]（卷四百一十八《陈宜中传》）。与前代不同，宋代用占卜方式选择女婿成风。这表明人们选择女婿，尤其注重男方本人的未来前程，不再特别看重男方家庭的现实状况。这正是宋代“婚姻不问阀阅”的具体表现之一，根本原因则在于典型的官僚政治已取代严格的门阀政治[20]。
    其三，仕途。如果说魏晋乃至隋唐是格外崇尚阀阅的时代，那么宋代则是特别崇尚官职的社会。士人跑官成风，他们“日有奔趋，闻风即至，未尝暂息”，人们给跑官者取下了“望火马”、“日游神”等绰号[21]（卷二）。宋代虽以冗官著称，其实名额不限，全国官员最高额“凡四万二千有奇”[22]（卷四十七《宋内外官员数》）。北宋中期以后又员多阙少，有员无阙、有官无权者为数不少。何况官场争夺激烈，官员权位往往难保，以致有“朝士今日不知明日事”之说[23]（卷二十《杂事》）。由于仕途未知因素太多，官员们居然相信“人生皆有定分，不容少有侥幸”[24]（续集卷上《范元章梦》）。于是，“士大夫无不作卦影”，卜者“出入将相权贵之门”[25]（卷五）。官员聚集之地即是卜者发财之处。如开封相国寺、临安中瓦等皆是“士大夫必游之地，天下术士皆聚焉。凡挟术者，易得厚获之来”[26]（卷下）。相国寺一术士“一命必得千”，郑绅、郑居中叔侄不惜重金，“同往议命”。据说，术士料定两人之命同为“异姓真王”[26]（卷中）。后来果然不出所言。然而，“以命术闻于京师”的僧化成却把蔡京的命算错。他一再断言：“此武官大使臣命，他时衣食不缺而已，余不可望也。”蔡京因此“大病”[27]（卷下）。这实不足为怪。奇怪的倒是政和、宣和年间，朝廷“除擢侍从以上，皆先命日者推步其五行休咎，然后出命”。难怪卜者公然炫耀，“士大夫穷达，在我可否之间”[28]（卷三《日者谈休咎》）。朝廷居然如此愚昧，卜者的地位竟如此之高实令人咋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