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占卜与政治
    宋代占卜不仅运用于社会，而且从属于政治。各种政治势力几乎无不利用占卜，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些政治势力主要有以下三种。
    其一，历代帝王。宋太祖当年创立北宋，便利用占卜。军校苗训“号知天文”。他诳称：“见日下复有一日，黑光久相磨荡。”并断言：“此天命也。”[29]（卷一）这即是发动陈桥兵变的主要借口之一。太宗在做晋王时，卜者马韶依据所谓“星命”，料定：“明日乃晋王利见之辰也”[4]（卷四百六十一《马韶传》）。太宗次日果然即位，马韶因此入仕为官，官至太常博士。真宗在做寿王时，太宗拟立为太子，因陈抟“善相人”，令他前去相面。陈抟“及门亟还”。声称：“王门厮役皆将相也，何必见王？”于是，“建储之议遂定”[30]（卷七）。徽宗登基前夕，更是利用占卜大造舆论。据说，哲宗曾就皇嗣问题，询问有“神翁”之称的卜者徐守真。徐“大书‘吉人’而二字上之，一时莫晓”[25]（卷一）。过后方知，徽宗名佶，拆开即是“吉人”二字。相国寺相士陈彦早已将徽宗的命定为“大横之兆”即“天子之命”[28]（卷六《卖卦陈》）。他以后因此官至节度使。不必再举例，所有这些，无非是帝王利用占卜，将其一家一姓一人的统治神化为所谓“天意”。
    其二，农民起义。北宋初期，李顺即将占卜作为发动起义的工具。据记载，一相士对李顺说：“汝有异相，当为百日偏霸之主”[31]（卷九）；一卜者“析顺字，谓：‘居川之傍一百八日’”，“较其即位，授册之日，不差毫发”[32]（卷二）。这也可视为统治者对农民起义的迷信解释。另据记载，北宋中期的王则“习图谶诸书”[29]（卷一百六十一）；北宋末年的方腊“托左道以惑众”[4]（卷四百六十八《童贯传附方腊传》）；南宋初年的钟相“挟左道以惑众”[33]（兵十之三十二）。这些虽属诬蔑之语，但从中可以推测，王则等人也很可能利用占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农民起义将占卜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自在情理之中。
    其三，反叛势力。其中最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宋神宗时的赵世居案和宋宁宗时的吴曦之叛。赵世居是宋太祖的玄孙，与李世宁、李逢等人过从甚密。他们擅长“言人休咎”[10]（卷五），宣称“世居当受天命”[34]（卷十六），企图利用占卜，拥立赵世居，结果被处死[35]。吴曦乃名将吴璘之孙、四川安抚副使，拥兵自重，早有反叛朝廷之心。据说，他夜观星相，发现“月中有一人”，“与己惟肖”，即宣称：“我当贵”[32]（卷八），并起兵。很清楚，吴曦无非是假托神奇以自欺并欺人。一卜者则对吴曦之叛作迷信解释，他“拆曦字，谓：‘三十八日，我乃被戈’”[32]（卷二），认为吴曦虽必反无疑，但38天即覆灭。古人往往不是用历史解释迷信，而是用迷信解释历史，这又是证明。此外，如宋徽宗时的赵谂、张怀素等均利用占卜谋反。赵谂出身进士，官至太常博士，相传他“梦神人授以诗”。曰：“冕旒端拱披龙衮，天子今年二十三。由此有猖狂之念。”[36]（后录卷七）赵谂自称天子，并改元隆兴。张怀素则是个“以占风水为生”的流民，自号“落拓野人”。据说，他“言人休咎颇验，群小从之如市”，并声称“金陵有王气，欲谋非常，分遣其徒，游说士大夫之有名望者”[36]（后录卷八）。与吴曦不同，赵、张二人均无任何实力，一被揭发，即被处死。但是，由此也可看出，占卜确属宋代一切政治势力必用无疑的工具。
    四占卜盛行的原因
    宋人徐度早巳指出：“所谓命术者，类不可信，其有合者，皆偶中也。”[27]（卷下）莫说一般江湖卜者，就连被朱熹视为“老友”、著有多种占卜书籍的理学家蔡元定，虽然号称“通术数”，但“其间吉凶不能皆验”。他被斥为“妖人”，贬死道州（即今湖南道县）后，仍有人著诗，予以冷嘲热讽。诗曰：“掘尽人家好陇丘，冤魂欲诉更无由。先生若有尧夫（即邵雍）术，何不先言去道州。”[37]
    行文至此，人们或许会问：占卜分明是迷信，宋代科技进步，朝廷又严格禁止，何以占卜如此盛行？宋代的科技确有进步，然而岂止宋代，直到近代，科技的进步都不足以改变人们神灵崇拜的观念，扭转由来已久的占卜习俗。
    至于说宋代严格禁止占卜，虽然事出有因，但并不完全是事实。的确，从北宋初年开始，朝廷即屡降禁止占卜之诏。诸如宋太宗于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十月降《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它阴阳书诏》[29]（卷十八），宋真宗于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正月降《禁习天文星算相术图谶诏》[38]（卷一百九十八），又于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四月降《禁天文兵书诏》[38]（卷一百九十九），宋神宗于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四月降《禁私有图谶及私传习者诏》[29]（卷十八）之类，简直举不胜举。诏令斥责卜者“所习皆懵昧，无所取。盖矫言祸福，诳耀流俗，以取赀耳”[29]（卷十八），实属言之凿凿。对于违犯者，处分也很重。如宋太宗在太平兴国元年（公元976年）十一月“令诸州大索明知天文术数者，传送阙下，敢匿藏者弃市，募告者赏钱三十万”[29]（卷十七）。然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上述诏令的发布大致均有其背景。如宋太宗严惩卜者是在其利用占卜登上皇位10余天之后，而宋神宗申严占卜之禁则是在赵世居案发之初。二是诏令并不一概禁止占卜。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十月所下诏令，明确规定“除二宅及易筮外”，即将相宅、相墓、易占、卜筮排除在禁止范围之外。所有诏令禁止的重点都在利用占卜谋反这一方面。三是诏令并未严格执行。否则，无须不厌其烦，一再重申。
    其实，与前代相比，宋代对占卜的管理反而较为宽松。唐、五代设有管理占卜的专门机构太卜署，凡属官府管理的占卜活动即所谓“卜筮正术”，一概不许民间参与，民间不得收藏和传习有关书籍。宋代撤消了太卜署，所谓“卜筮正术”得以在民间流行。当时虽无太卜署，但通过司天监（元丰官制改革以后称太史局）培植包括卜者在内的方技之士。北宋初期的楚芝兰，即是一例。他“自言遇有道之士，教以符天、六壬、遁甲之术。属朝廷博求方技，诣阙自荐，得（司天监）录为学生。以占候有据，擢为翰林天文”[4]（卷四百六十一《楚芝兰传》）。何况历代帝王无不利用占卜，并对精通所谓“占卜之学”的人士礼遇有加。如陈抟“来朝，太宗待之甚厚”[4]（卷四百五十七《陈抟传》）；“真宗优礼种放，近世少比”[39]（卷五）。如果说陈抟、种放毕竟是著名隐士，那么陈彦无非是个江湖卜者，宋徽宗竟将他封为节度使。最高统治者诸如此类的作为，对占卜的盛行实有推波助澜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