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占卜盛行，具体原因虽多，但关键在于当时社会流动的趋势增大[40]。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作为商品更多地投入市场，土地所有权的转换频率明显加快。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如今土地一年一换家”[41]（卷一《田蛙歌》）。于是，在经济上由贫而富者有之，由富而贫者也有之。“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42]（《上邱宪宗卿书》），正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即使富豪也不免惧怕，“今日万钟，明日弃之；今日富贵，明日饥饿”[43]（卷七）。与此相适应，在政治上随着门阀制度的崩溃，“朝廷无世臣”[1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七），“无百年之家”[13]（《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出现了“略观贵途，良鲜旧族”[44]，“显人魁士，皆出寒俊”[45]（卷一）的局面，由贱而贵或由贵而贱的事均较为常见。加之当时政局反复、宦海沉浮，官员休想只升不降，甚至很难终身为官。难怪他们“常若逆旅人、将行者”[46]（卷四《志尚》），随时准备丢官还乡。由于不可预料的因素增多，未来前途的未知数增大，人们出于对由贫变富、由贱变贵的企盼和对由富而贫、由贵而贱的恐惧，难免更多地求助于占卜。在宋代，那些据说“能推人命贵贱”的卜者，“其肆如市”、“其门如织”，并“出入将相权贵之门”，完全可以理解。
    还应当指出，土地所有权的转换频率的加快使土地集中的过程提速，其结果是大量农民失去土地，社会上的无业游民增多。他们急需寻找生计，做个可望“其肆如市”，“其门如织”的卜者，无疑是一条较好的出路。难怪当时不少江湖卜者出身无业流民。前面讲到的张怀素，即是一例。此外，如号称“道人吉凶雅有验”的刘快活“不知何地人”。而“时时言事多中”[25]（卷五）的风僧哥、刘跛子等人均不时游荡于街头巷尾。在江湖卜者中，因卖卜而大发横财，由穷变富者大有人在。如贫苦无告、“游术江左”的蒋坚适逢“戊子科举，士人登其门如织，几获钱百五千，从此小康”[12]（支甲卷十《蒋坚食牛》）。有的岂止小康，实属暴富。王安石对此有所描述，“汴之术士若挟奇而以动人者，大祀、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也”[2]（卷三十二《汴说》）。总之，宋代买卜者与卖卜者的增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社会流动趋势增大的结果。
    【参考文献】
    [1]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王安石。王文公文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3]曾敏行。独醒杂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5]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M].四部丛刊初编[Z].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6]黄正建。唐五代占卜略论[J].国际中国学研究（汉城），1999,（2）。
    [7]洪迈。容斋随笔[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8]文莹。湘山野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文莹。玉壶清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0]魏泰。东轩笔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1]俞樾。茶香室丛钞[M].笔记小说大观[Z].上海：进步书局，1936.
    [12]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程颢，等。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14]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5]黄淮，等。历代名臣奏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16]吴曾。能改斋漫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
    [17]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8]孙升。孙公谈圃[M].北京：中华书局，1991.
    [19]湖海新闻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