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看到，社会保险制度是历史的产物，它的创立，与19世纪下半期德国的经济，政治情况是分不开的。随着工业的发展，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工作条件和劳动安全，逐渐成为一个必须解决的社会问题。同时，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成长壮大，他们强烈要求制订法律以改善自己的处境，并且为此而展开了英勇的斗争。于是，通过社会立法解决这个社会问题，就成为必然的趋势。也就是说，随着经济、政治形势的发展，产生了通过法律形式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必然要求。与此同时，在19世纪下半期的德国，也具备了实行社会保险制度的条件。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通过税收增加了财政收入。政府拥有的大量经费，除了用于行政、司法、军事等方面的开支外，还可拿出一校劭分来用于解决某些社会问题，并且认为支出这一点经费是合算的。正如俾斯麦所说过的：“如果我能使没有产业的人们能满足于现在他们的地位，任何物质的代价都不是太大的，这是一种消除革命的投资；革命将是一个更大的代价。”（44）因此，俾斯麦出于保持社会安定以维护其统治的考虑，制定了有关社会保险的3个法律，从而使社会保险制度的产生由可能性变成了现实。
    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创立，虽然不能完全归功于俾斯麦，但是，它是在俾斯麦任首相时诞生的；就3个保险法来说，也与俾斯麦本人的某些主张有着密切的关系，俾斯麦主张由雇主和雇员为保险事业提供款项，另由国家给予财政补助；国家还应通过法律使这种保险事业具有强制性（45）。由此可见，如果不脱离历史条件孤立地看问题，那就应当这样来认识：社会保险制度是必然要产生的，而俾斯麦作为这个制度最初的制订者，也是起了一定的作用的。总之，我们既要充分认识俾斯麦制定社会保险法律的主观动机，同时又要看到社会保险制度所产生的客观效果，即有利于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某些积极的促进作用。
    当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保险制度，不仅不可避免地具有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本质，而且具有相当大的局限性。非常明显，在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的社会保险费用来自税收，用于社会保险的开支只是一校劭分，而且也不是所有的劳动者都能够得到社会保险制度的保障。就俾斯麦政府颁布的3个法律来看，并不是全面的劳工保护法，其中没有关于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女工童工等方面的规定。同时，这3个法律也没有失业保险的内容（德国直到1925年才施行失业保险法（46））。他也反对罢工。当鲁尔区矿工为争取最基本的人权举行罢工时，俾斯麦认为，“只要矿井老板硬顶到底，饥饿和贫困就会迫使罢工工人屈服”（47）。俾斯麦反对禁止星期日劳动，反对限制女工、童工以及全体工人的劳动时间（48）。他之所以要反对缩短劳动时间和限制女工童工，其借口是这样将会减少工人及其家庭的每周收入（49）。其实，他并不是为工人着想，而主要是为了维护资本家和农场主的利益，不使他们的利润受到损失。从根本上来说，俾斯麦是站在容克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对于近代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创立这一历史事实，应该进行具体分析，过分赞扬和无限夸大俾斯麦创立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功绩，显然是不恰当的；但是，完全否定和抹煞他在这一创立过程中所起了某些作用，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正象在德国统一的过程中，俾斯麦的活动基本上顺应了历史潮流，成为“从上面进行的普鲁士革命者”（50），因而在客观上起了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那样，在创立德国社会保险制度的过程中，俾斯麦也基本上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应该说在客观上也起的一定的积极作用。这种评价，大概是恰如其分的。
    注释：
    ①参见许永璋：《世界近代工业革命》，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7页。
    ②③维纳·洛赫著、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近现代史教研室译：《德国史》，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44页。
    ④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3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07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593页。
    ⑧（21）（30）（35）（37）（39）（41）参见克拉潘著，傅梦弼译：《1815—1914年法国和德国的经济发展》，商务樱蓥馆1965年版，第374—376页。
    ⑨（14）赵立人、李憬渝编著：《各国经济福利制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5、45页。
    ⑩（22）（38）（40）（43）参见袁宗蔚著：《保险学》，台湾合作经济月刊社，1981年版，第89—97、227、386—387、387—389、98—99页。
    （11）（19）（26）（27）（29）（34）（36）迪特尔·拉夫著：《德意志史》，中文版，波恩，1987年版，第109、165、166、166、167、167、167页。
    （12）（13）波梁斯基著、郭吴新等译：《外国经济史》［资本主义时代］，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390页。
    （15）鲁友章、李宗正主编：《经济学说史》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3—185页；卡拉达也夫、雷金娜著、翟松年等译：《经济学说史讲义》上册，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248页。
    （16）（45）（48）均见欣斯利编、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译：《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2页。
    （17）（44）前引鲁友章等《经济学说史》下册，第188页。
    （18）莫洛克等编、耿淡如译：《世界近代史文献》卷二第1分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88页。
    （20）转引自张文焕：《拉萨尔和俾斯麦》，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121页。
    （23）（24）（25）（47）（49）艾伦·帕麦尔著，高年生等译：《俾斯麦传》，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9、240、240、283、283页。
    （28）（31）（32）（33）梅林著、青载繁译：《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四卷，三联书店1966年版，第205、183—185、205、226页。
    （42）赵立人等编著《各国经济福利制度》，第155页；朱正圻等编著：《联邦德国的发展道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46页。
    （46）参见桂裕编著：《保险法论》，1981年台湾版，第410页。
    （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49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