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科举制度兴起后，通过科举考试而升入仕途，成为商人当官的一条正常通道。《宋史·许骧传》载，富商家庭出身的许骧，其父因见科举进士的荣光，遂勉励其子刻苦攻读，终于科场中举，商人之家就升迁为官僚地主。明代商人由科举入仕更蔚成风气。据嘉庆《江都县志》卷12记，流寓扬州的客籍商人中涌现出不少显赦的科第世家，如山西之阎、李，襄陵之乔、高，歙县之程、汪、方、吴等姓，有的“科名仕宦，已阅四世”。可见商人由科举入仕，挤进官场的盛况之空前。
    4.政府经营商业，官府与商业机构、官员与商人合二为一。
    《史记·货殖传》述，姜太公封于齐后，“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这应该是官府经营商业的较早记载。其后管仲在齐国实行“官山海”的政策，由官府把齐国生产的盐“令粜之梁、赵、宋、卫”[17]；同时，铁器的制造和运销也都由官府控制。管仲还“通轻重之权”，即由官府调节市场的供求和物价，进行商业买卖活动。汉武帝把盐铁的生产和销售全部收归官营，同时又实行“均输”和“平准”，即由官府进行地区间某些大宗商品的贩运贸易和通过收购、抛售物资来调节市场价格。王莽政权除了对盐、铁、酒等实行由官府统一经营外，“又令市官收贱卖贵，赊贷予民，收息百月三。”[18]官府不但大做生意，还向百姓放高利贷，年利率高达36%。
    隋唐以后，手工业和商业的各主要部类，进一步控制在官府和贵族官僚手中。官府放高利贷也更加盛行。史载唐开国的武德元年，就“置公廨本钱，以诸州令史主之，号‘捉钱令史’。”如本钱为五万，给“市肆贩易，月纳息钱四千文”[19]，年利率竟高达96%。宋代由官府专卖的物品更加广泛，除盐、铁、酒外，还有茶、药和各类金属。官府并经营出赁房屋及地皮、开设“质库”（即今当铺）等等。官府简直成了一个大实业公司，只要有利可图，无所不为。
    5.官府与商人合作，互相依靠，共同牟取经商利润。
    汉武帝实行盐铁官营，吸收原来经营盐铁的富商大贾参加管理，让他们担任各级盐铁官职。如东郭咸阳原是大煮盐商，孔仅原是大冶铁商，桑弘羊是洛阳富商之子，他们都先后担任“大农丞”，负责盐铁官营的各项事宜。《史记·平准书》称，武帝当时“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自此吏道“多贾人矣”。《后汉书·桓谭传》述：“今富商大贾，多放田货，中家子弟，为之保役，趋走与臣仆等勤，收税与封君比入。”《东观汉记》特别指明，作为贵族官僚的中家子弟为富商大贾“保役”，目的是“坐而分利也”。唐刘晏理财，对盐、铁、茶、酒等重要获利货物实行官商联合专卖制度，即由官府统购所得货物加价转售给商人，商人再加价出售给四方百姓；或由商人向官府缴纳一定数额的“榷”费，获得某种货物在某范围内的专卖权，然后再进行销售。这样，官府不劳，商人也可分享得利，达到官商两便。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对各类获利丰厚的货物，大多采取官商结合的垄断经营体制。
    上述几种官商结合的方式，并不是孤立的，它们往往互相连接、交替。如富商之子桑弘羊为汉武帝筹划盐、铁、酒等的官营专卖，担任经营专卖的最高官职，为政府取得大量营利，然后他又要求给他的亲属都安排官职。《汉书·霍光传》称：“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盐铁，为国兴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官营商业在商人的帮助下取得厚利后，商人又进一步要求扩大做官面。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官府与商人就是这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二、官商双向需求的多方面原因
    综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官商关系，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就是经商的要想巴结甚至变成当官的一方，当官的也要利用甚至亲自加入经商的一方，形成了官商之间的双向需求。这种倾向的出现，推究起来约有如下几种原因：
    1.官方具有特权，商人想要发展，只有凭藉官方的庇护。
    中国封建社会具有稳定的中央集权机制，对商业的控制、干预力量较大；特别是许多盈利大的商品经常由官府垄断，私商无法与官府竞争；同时官府对私商的赋税、徭役随意加码，甚至可以采用超经济强制的手段，征调或籍没其家产。因此，没有官方的庇护，商人难以发展。
    唐玄宗在一道诏书中说：“比来富商大贾，多与官吏往还，递相凭嘱，求居下等。”[20]户等定低，就可以少交户税，权力都在官吏手中。有人叙述宋代的时尚：“富室多赂宗室求婚，苟求一官，以庇门户。”[21]这就清楚地指明，富商大贾攀附官僚权贵，是为了门户有所庇护，以求得财产的稳定。明初富商沈万三为巴结皇室，曾助筑都城三分之一，又请犒赏军队。不料此事冒犯了明太祖朱元璋，他大怒道：“匹夫犒天子军，乱民也，宜诛。”[22]后经高皇后苦谏，沈万三才不诛，但家产被籍没，本人发配云南。明末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考察时写下了这样的体验：“大臣们作威作福到这种地步，以至简直没有一个人可以说自己的财产是安全的，人人都需提心吊胆，唯恐受到诬告而被剥夺他所有的一切。”[23]由此可知，富商为什么要巴结官府，自有他不得已的苦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