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王侯官僚有权有势，商人与之结托，可以狐假虎威，在商业上获取大利。
    《史记·货殖传》载，宛孔氏“连车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而“家致富数千金”。齐刀间使用“桀黠奴”经商，他们“连车骑，交守相”，而刀间“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汉书·货殖传》载，成都罗裒以经商所得大量钱财“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唐代投靠官府的专卖商，利用特权，兼营他业，逃避徭役，以富其私。元稹在《估客乐》一诗中描述商人巴结官僚的态势说：“先问十常侍，次求百公卿；侯家与主第，点缀无不精。”于是，他经商左右逢源：“大儿贩木材，巧识梁栋形；小儿贩盐卤，不入州县征。一身偃市利，突若截海黥。”依仗官势，商人就能神通广大。有的商人贿赂权贵，打入官府内部。李德裕论道：“三司皆有官属，分部以主郡国。贵幸得其宝赂，多托贾人污吏处之。”[24]商人处在官府机构中，更便于营私舞弊。
    清代“两淮盐商挟其重资结交权要”，因而获得特权“克扣”灶户之盐价。“各处商人复多方罔利，或盐船故令迟到，使盐价腾贵；或诡称盐将缺乏，致百姓抢买，顿收数倍之利。且复每包短少分两，掺和泥沙。”[25]在权贵的掩护下，商人大肆施展欺骗牟利的本领。嘉庆年间，清政府镇压白莲教起义，扬州盐商鲍漱芳积极“输饷”，获得了清政府“从优议叙”，赐给他“盐运使”的官衔，他利用官势又赚取更多的钱。[26]皇商范氏“出私财助军兴，几倾其家而不悔”，获得清政府的赞赏和拔擢。范氏跻入官场的高层，成为一门朱紫、炙手可热的豪贵，使本家族的商业鸿图大展。[27]
    3.贵族官僚利用其特权地位亲自经营商业，可以获得比一般百姓更多的钱财。
    《汉书·翟方进传》记当时的“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者。”“辜榷”，即利用权势专断买卖。《汉书·何武传》记颍川太守何显“家有市籍”经商，而利用其特权“租（税）常不入”。《汉书·张汤传》记高官张汤常把政府的经济政策信息告知他经商的部属田信，然后田信根据信息“居物致富，与汤分之”。这是官僚把经常变动的政策信息透露给商人而谋取暴利的。张汤之子张安世使用“家童七百人”，进行手工业品的制造和买卖，“治产业”、“殖其货”而发大财。当时民间纺织艺人巨鹿陈宝光妻有一手绝好的纺织技艺，大将军霍光家“召其入第，使作之”。织出的绫罗锦缎，质地精美，“六十日成一匹，匹值万钱。”[28]这是大贵族官僚占有依附劳动者的手工业产品进行经商而成其富的。
    随着对外关系的发展，一些贵族官僚又纷纷利用特权从事对外贸易。《汉书·张骞传》述，当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而所遣使者“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东汉时官僚贵戚窦宪曾寄人钱八十万，从西域购得杂罽十余张；又令人载杂綵七百匹，白素三百匹，以换取月氏马和苏合香等。权贵梁冀经常“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29]贵族官僚经商，从事对外贸易，具有更大的优势。
    4.官府经营商业，垄断专卖，能解决经济的困难，增加财政收入。
    《史记·货殖传》记，春秋时越王勾践用范蠡、计然之策，由国家进行买贱卖贵的商业活动。“修之十年，国富。厚赂战士，士赴矢石，如渴得饮，遂报强吴，观兵中国，称号‘五霸’。”显然，越王勾践能报吴雪耻，称雄一时，成为春秋末年的最后一位霸主，与他进行商业活动、取得丰厚的经济效益是分不开的。《史记·平准书》记，汉武帝把盐铁全部收归官营，又进行“均输”的长途贩运贸易后，财政收入大增，“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武帝进行多方面的军事征伐，“费皆仰给大农”（经营盐铁部门）；同时，“天子北至朔方，东到太山，巡海上，……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钱金以巨万计，皆取足大农。”官营商业垄断经营，给武帝的用兵、巡视，创造了丰厚的经济基础。东汉时桂阳郡耒阳县蕴藏铁矿石，附近人民都来开采冶炼，官府见此财源，遂“罢斥私铸”，改为官营，每年“增入五百余万”[30]。唐代刘晏策划官营盐务，至代宗大历末年，盐利收入增加到六百余万缗，“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禄俸，皆仰给焉。”[31]可见官府专营商业，长期以来成为封建政府的重要经济支柱。
    5.官府利用商人的买卖经验、聪明才智和经营技能，让其做官，来为官方赚更多的钱。
    据《史记·平准书》述，东郭咸阳和孔仅这两个制销盐铁“累千金”的大富商，被汉武帝任命为大农丞后，即提出了一套盐铁由官府专卖以增加财政收入的办法。洛阳富商之子桑弘羊被任命“为治粟都尉，领大农”，负责管理天下盐铁后，政府的经商收入有了进一步的增加。可以说，没有富商帮助理财，就不会有汉武帝充足的经济来源。因此，自隋唐以后，历代封建王朝都要招募一些商人充当官方的代理人，和商人合作进行营利性的买卖。在明代一份官方文件中，竟这样写着：“国家经费承办，不可以无商。”[32]可见封建政府为筹措资金以供各方面的开支，越来越依靠商人的经营才能。
    总之，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官方有的是各种权力，而商人有的是经营才能和巨额钱财，他们往往需要互相支持和利用，达到以权换钱或以权稳钱的目的。由于这一特点的逐渐被认识，到封建社会后期，许多人和家庭往往业儒当官和经商营利两者兼顾，因而权钱皆得，名利双收。有人曾议论说：“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一弛一张，迭相为用。”[33]所谓“名高”，实因其可通官、当官而有权之故。马克思指出：“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这就是说，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34]因此，工商业者的财产需有权力加以保护，而官方的权力又需要通过一种便捷的途径去换取钱财。于是，官商二者的双向需求便是很自然的事。